细想起来，中国历史上，政治上的两面人实在并不少见，眼下正在读的《新唐书》中就记载了一位，《新唐书》评价说，他在隋朝被视为奸臣，到了唐朝却辅佐有功，“佞于隋而诤于唐”，这人说的就是封德彝。
按中国儒家的道德标准，封德彝在隋朝是个典型的奸臣。他虽然没有位极人臣，却一直高居权力核心层，然而，他在《新唐书》中留下的有隋一代的事迹，却净是些揣摩上意的鸡毛小事。
比如杨素为隋文帝营造仁寿宫，穷极奢靡，建成后大老板带老婆来视察。一向节俭的隋文帝见到富丽堂皇的宫殿，当场翻脸。
马屁拍到了马蹄上，杨素当然惴惴不安。作为杨素侄女婿的封德彝却满不在乎安慰杨素：“过几天包你没事。”
果然，到了第二天，刚还雷霆万钧的隋文帝屈尊慰劳杨素说：“难为你了，知道我们年纪大了需要好好休养，才给我们造了这么豪华的休息场所。”
被大老板前倨后恭的突然变化惊得合不拢嘴的杨素回来问封德彝，封德彝说，皇帝固然崇尚简朴，可他是典型的气管炎。皇后是女人，女人没有不喜欢华丽奢侈的。只要皇后搞定了，皇帝自然也不在话下。
封德彝对皇帝的揣摩可谓到了骨子里。隋炀帝时期，虞世基得宠当政，此人也是个媚上有道、处事无方的佞臣，于是封德彝就充当了虞世基地下参谋的角色，他给虞世基出的馊主意就是“内以谄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则寝不闻；外以峻文绳天下，有功当赏，辄抑不行。”
皇帝不爱看的奏章，就不用拿给他看；皇帝说的话，我们就顺着他说；对下严刑峻法，有了功劳也不用赏赐。
这样一来，隋炀帝果然很高兴，对虞世基日益宠信，然而，隋朝却迅速地走向没落。
就是这样一个封德彝，投唐后却似乎换了个人，不仅和大臣对着干，和秦王对着干，和皇帝也对着干，成了铮铮铁骨。
唐初，来自北方突厥的骚扰是国力尙弱的中原王朝心腹之患。有一次突厥入侵，高祖召集群臣商量，准备用和亲的办法退敌，大臣们都同意了，只有封德彝提出不同意见。
他表示，突厥一向轻视我们，我们正好可以借机攻打他，打胜了，再提和亲，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如果我们在他们军力威胁下被逼和亲，以突厥贪得无厌的性格，一定会再来，那时还得打。
一番讨论，大唐朝廷认可了封德彝的意见。
秦王率军攻打王世充时，封德彝担任参谋长的角色。前线久攻不下，李渊打算下令撤兵。封德彝受命入京说服李渊，阐述身在前线的李世民对军事形势的见解，封德彝出色地扭转了李渊的想法，唐军最终一举击败了王世充窦建德两股军阀。
不过在这期间，封德彝还是犯了个小错误。窦建德率大军救援王世充，李世民准备分兵迎敌。对此，唐军阵中是有不同意见的，封德彝居然还站在了秦王的对立面，这自然违背了他在隋朝树立的绝不站在领导对立面的形象，更何况，没有听从他的意见的秦王最终打了胜仗，封德彝最好只好向秦王道歉了事。
在隋朝皇帝面前是佞臣，在唐朝皇帝面前是诤臣。封德彝是不是幡然悔悟了？
事实证明，一个政治家的操守是很难改变的。入唐后的封德彝虽然有过一时的良好表现，最终还是劣根性占了上风，影响了他和初唐皇帝大臣的相处。
封德彝从隋入唐，得到了萧瑀的大力推荐，萧瑀当然把他引为政治上的同路人。谁知两人私下商量好的事情，到了李渊面前一说，封德彝顺着李渊的意思变卦了，单单把萧瑀晾到了半路。两人自然就产生了隔阂。
李唐初期，建成世民的夺嫡之争愈演愈烈。封德彝一方面跟秦王“数进忠策，太宗以为诚，横赐累万”。一方面又跟偷偷跟李渊说：“秦王恃功，有夺位之心，要早做提防。”一方面又跟建成暗示：“你是要管理天下的人，不能太在乎亲情”。
封德彝战时是李世民的参谋长，和平时期又是李世民的幕府官员，这样和三方面都套近乎，人格上自然有极大的问题。到了李渊正式考虑是否要废太子另立秦王的时候，封德彝又表示坚决反对，打消了李渊的念头，那就更有卖主的嫌疑了。
封德彝不仅是政治上的两面人，生活上也同样如此，虽然贪污腐化无一不为，但外表却是艰苦朴素，衣服都打着补丁，他穿着这样的衣服见客，都能做到从容自若，人们都不能看出他的真实面目。
这样的两面人，一则做事机密，二来死得早，总算得到了善终。到了贞观十七年，东窗事发，太宗下令追加惩罚，以为惩戒。
其实，封德彝入唐后未必就是改了心性。只是碰到隋炀帝那样“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他就顺着老板说话；碰到唐太宗这样听诤言而感奋的领导，他也会客串一下魏征一样的诤臣。
反正无论做什么，都有利于他的政治前途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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