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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过，为了了解对方的标准，需要考察我的输入、对方的输出及其动态过程。我的言语、表情动作、行为都是输入，对方任何形式的输出，例如言行、表情动作、行为等都会成为对方的输入（即反馈）。
处于事中的我和对方都是有标准的（谓之“应对标准”），我知道面对不同的输入应该怎样反馈，毕竟来自学校、家长、媒体、书籍等各方面的信息都在教我如何反馈，但我仍然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描述或评价输入。同样，对方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处于事中之时，对于对方输出这个直观的客观事实，我该如何确定对方的主观意图是善意、是无意、还是恶意，对于事后的客观结果，我又该如何确定是好果、是无果、还是恶果，这就涉及到我的认知。考察我的认知，显然也要先找到一个标准，谓之“认知标准”。
就“主观意图”和“客观结果”而言，我首先面临的是主观意图，其次是客观结果，因为前者事中就有，而后者一般出现在事后。
而在确定主观意图的善恶时，我必须先要确定对方的主观意图是什么（谓之“意图识别”），随后我才会通过某种认知标准来评价这个主观意图的善恶（这种认知标准谓之“善恶标准”）。而意图识别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我的认知（广义上的认知），还涉及直观事实。
同样的，在确定客观结果时，我必须先要确定对方的行为、对方做的事等对我产生的客观结果是什么样的（谓之“结果认定”），尽管这个客观结果是我主观上认定的。随后我才会通过某种认知标准来评价这个客观结果的好坏（这种认知标准谓之“好坏标准”）。而结果认定也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同样涉及我的认知和直观事实。
这样，综合前文，本文建立了如下的框架：
尽管这个框架还是很粗浅的，我们也可以据此得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的输出”要经过对方的一系列认知才能成为”我的输入”，“对方输出”要经过我的一系列认知才能成为“对方输入”。我们需要知道“我的输入”和“对方输出”来得到对方的应对标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的是“我的输出”和“对方输入”。
我们面临着转换的问题，由上文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至少要搞清楚A“善恶标准”和“好坏标准”、B“意图识别”和“结果认定”、C认知、D直观事实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在数量上，ABCD可以排成金字塔，越往上的数量越少，同时也越抽象，可以涵盖下面具体的层，从A到D都相互关联着。所以，这个转换的问题很难解决。
倘若不去解决这个转换的问题，我们所得到的应对标准及围绕其相关的结论X都是存在偏差的。将X运用于实际中时，偏差有时无关紧要，有时会引起误解、冲突。我们看X时，可能感觉言之有理，但并无卵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X都是不能完全解决这个转换问题的，我们也看不到完全解决这个转换问题的X，有的X解决了部分的转换问题，有的解决了某种情景下的转换问题（这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用“有解决”“没有解决”的二元对立）。
所以，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来得到完美的“应对标准”，我们只能先忽略这个问题得到存在偏差的“应对标准”，之后再用这个问题去修正、补充。
一旦忽略了这个问题，也可以忽略上文的“事中如何描述或评价输入”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在思考中、在论述时用极为抽象的语言来简单的、确定的给输入输出以描述，正如前文我们用的二维三元一样。（主观意图和客观结果为二维，分别有各自的三元：善意无意恶意、好果坏果无果）这样，就可以正式地开始穷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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