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书码字到现在有四年了，从60万到70万这10万字，差不多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是表达欲减退了？
也不是，时不时仍然胸有块垒，不吐不快。
其实只要恢复日更，拿出点时间每天写个七八百字那都是常规操作，只是我发现，我写了这么多字，自己很少往回看，以至于这几年到底自己输出了什么观点，认知有没有改变，价值体系有没有错乱，心智有没有成熟一些，都没有太大改变。
显然这70万字并没有把“我”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从功利主义出发，付出这么多时间记下的这些琐碎，是徒劳和无意义的。
从安慰剂的效能来说，确实能起到一些自我麻痹的作用，那种间歇性矫情好像能被转移，甚至是被剖析，最起码还能有个无病呻吟的出口。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自我质疑，是因为我再次出现了，周期性情绪反刍和面对无法改变事实结果而出现的习惯性悲观和内耗，本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应该有能力驾驭一种平静，但是即使遇到愉悦的好事尚不能清退隐隐中的焦虑，真是悲剧发生的时候怎么会有那强大的平静？
前几年有一篇《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爆火，精神内耗就是从那会开始变成一个高频词汇。文章讲的普通人是如何面对苦难，整体有点主旋律的鸡汤，后来还引起不少争议。
不过这文章的作者确实妥妥的一个文艺青年，随着近期阿勒泰的火爆出圈，他讲起了当年寻找阿勒泰李娟的奇幻漂流。那会《我的阿勒泰》还不像现在这么出名，他自己调侃，当年全中国最爱李娟的两个男人，一个是梁文道，一个就是他，梁文道负责在网络中宣传李娟的文字，他负责在现实中拼命追踪李娟的行迹。
追寻的过程中，他讲到了各种奇遇，其中有一段哈萨克族的婚礼，他们当地人整宿整宿的跳舞，大锅大锅的炖肉，用李娟的文字说是“浓郁的肉香把夜都熏个半熟”，男女老少所有人都开心地跳跳跳，唱唱唱，他也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开心了一宿。
然后他开始反思一个问题，这也是我这么大篇幅讲他的原因，我们几千年文化对理想人格塑造上有一个核心，就是绝对不能惯着自己。这种自我压抑就让我们成了全世界最能吃苦最能干的民族，其他无论是比我们穷的还是比我们富的民族好像都比我们乐呵，我们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懒？那么放松？那么不爱攒钱？也没个长远的规划，将来怎么办？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不正常？是我们太不放过自己了？
所以我也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让我不能像哈萨克族乡镇婚礼的人们那样，忘乎所以地开怀大笑，坦坦荡荡地享受当下，那隐隐约约中焦虑怎么就幻化成了达摩克利斯之剑？
去年4月，我跟猫头鹰在线下见了一面，我们在一个深夜食堂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当时我就表达过我这种焦虑和恐惧，他给我讲了好多好多，用了佛家的偈语，他自己的故事，棕教的本质，平静的力量，当时虽然做不到内心的平静，不过确实也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在给猫头鹰的回信中，我写到，有那么一瞬间好像明白了，生活并不是在你熬过某个时刻某个阶段，才会如释重负，才会重新开始，你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艰难了，才开始快乐，生活的快乐就在解决问题的间隙里，如果解决不了，那就坦然接受，不坦然也没办法，不然还能怎样呢，尽人事，听天命，毕竟好运和厄运的到来都不会提前跟我们打招呼的。
转眼间，过了一年，我仍然套用之前的方法论，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厄运，恐惧和哀伤，但是根本不管用，因为我知道我骨子里就是那个不肯放过自己的人，我无法心安理得地在苦难面前主动去享受某种欢愉。
就像加缪在《局外人》里写到包括法官、陪审团等所有人都觉得，面对母亲的死亡，默尔索怎么能如此平静和冷血，最起码至亲去逝应该表现出某种伤心和怀念。
但是默尔索却有意无意地要跳出这个世界的既定模式，保持和芸芸大众的距离，完全遵照内心本性，做一个冷眼旁观、我行我素的局外人。
而我，是典型的一个“局内人”，自然也就无法摆脱这种世俗逻辑下的困苦和折磨，然后一直耗下去，直到时间的魔力发挥作用。
如果真是能默念几句偈语，抄几遍心经，就能当真能放下，那也太小看修行了。
不过，还是要试一下，先调整自己，好的和不好的经历，全当是修行的一部分，这70万字不白写，毕竟能看到一个复盘的过程。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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