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闻报道,2018年1月中旬,西伯利亚的奥伊米亚康记录了-67℃的极寒温度,几乎追平了该地区1933年最低的气温记录-67.7℃。而当地历史上最低气温记录是1926年测到的-71.2℃。同样位于西伯利亚的上扬斯克,其最低温度曾经达到-70℃,与奥伊米亚康并称为北半球的寒极。
这就是西伯利亚,气候寒冷是这里的突出标志。这样的极端天气给永久居住的人带来诸多困难,自然人口稀少。然而,在罗曼诺夫皇朝统治时代,沙皇通过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强行向这片广袤土地上输送了大量人口,其中包括用《死屋手记》描述这段恐怖经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国作家丹尼尔·比尔借用了“死屋”的名称,在《死屋》这本书中充分展现了流放制度的残忍黑暗面及其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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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世纪不断地向西比利亚流放罪犯的过程中,沙皇和当局始终保持着天真的乐观、自大的盲目和不切实际的顽固。他们轻率地以为,把大量罪犯一股脑地丢弃到西伯利亚的广阔空间里,这些罪犯就会被顺利改造、自动用勤劳的双手开发这片荒芜的土地,这样不但能清理俄国欧洲部分的麻烦,还能顺便开发东部的经济。然而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
实际上,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大失败。它不但没能达成沙皇期望的目标,更适得其反,制造了混乱无序的状态,给西伯利亚当地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阻碍了其发展进程。整个流放过程充斥着各种腐败、野蛮、失控现象,引起更多的社会矛盾,为罗曼诺夫皇朝的覆灭买下了隐患。
从流放制度的目标就可以看出沙皇天真的乐观。
沙皇想通过流放展示自己的仁慈,却只让人看到其残暴。
尼古拉一世免去了一些十二月党人的死刑,判他们流放西伯利亚以保全这些贵族的性命。在尼古拉一世看来,这种宽恕充分显示了沙皇的仁慈。然而,西伯利亚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难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十二月党人无辜的贵族妻子们因陪同丈夫流放而遭受的苦难,却变成了沙皇残暴统治的实证。没人称颂沙皇的仁慈,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反而赢得了更高的声誉,这比起他们草率而失败的起义,具有更大的意义和影响。
沙皇想要被流放的罪犯在西伯利亚摇身一变成为勤劳的人民,更是天真。
想要通过刑罚殖民,把移民和惩罚相结合,在西伯利亚建立健康稳定的家庭从事生产,是西伯利亚流放制度难以实现其开发经济目标的根本性矛盾所在。
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在1850年对地理协会成员说:“西伯利亚隐藏着巨大的生产力量,只待勤劳的双手为国家和俄罗斯民族把它们转变成一个无尽的财富来源。”
显然,西伯利亚缺少的是“勤劳的双手”。可是,沙皇强行流放过去的多数都是罪犯,是“罪恶的双手”。即使其中混有一些无辜的人,在漫长的流放路程中,经历了罪犯队伍的种种熏染,到达流放地的人早已变成了真正的犯罪。这些人并不可能踏踏实实地从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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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放制度的实施过程可以看出沙皇自大的盲目和不切实际的顽固。
把大批罪犯运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需要很强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并投入大量的人员,尤其是后期流放人数成倍增长的时候。可这正是罗曼诺夫皇朝所缺少的,而沙皇也并没有对此引起重视。于是,整个实施流放的过程变得乱象丛生。
在流放路途中,管理就非常混乱,记录经常残缺不全。很多流放者偷偷互换姓名冒充对方,或者提供错误信息混淆自己的刑期、流放目的地等。对流放队伍也疏于管控,任由各种暴力行为发生。结果,到底流放了多少人、他们最终都到了哪里,沙皇是没有准确数据的。
流放地的管理资源同样匮乏,尤其是后来流放人数暴增之后,各个流放地都变得过度拥挤,道德堕落、暴力丛生,女性和儿童更是成为被流放者内部的性暴力受害者。人手匮乏的管理者一成不变地通过鞭刑、夹道鞭笞等残暴肉刑手段对待被流放者,被流放者也总是通过逃跑、谋杀等方式反抗。
所以,当沙皇痛快地大手一挥,把数量众多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时,却没有相应的能力来管理流放的实施过程,也并不清楚西伯利亚社会的实际状态。《死屋》的作者丹尼尔·比尔一句话总结,“俄国的报复本能超出了政府的惩罚能力”,但流放还是继续以这种自大的盲目持续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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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但沙皇始终没有看清,这其实是一个愚蠢的、早已失控的大监狱。
随着流放监狱里矛盾的不断升级,“奥诺尔事件”、“雅库茨克惨剧”、“卡拉惨剧”等一再向人展示了沙俄的暴力行径。越来越多的官员、观察员等认识到流放制度的弊端,并提出改革甚至废除流放制度的呼吁。
即使反对意见不断增多,沙皇也并不愿承认刑罚殖民计划的失败,宁可一味地对西伯利亚的真相装聋作哑,以一种不切实际的顽固坚持着对流放制度的偏爱。
1874年5月,波塞特在《结束西伯利亚流放》的报告中说道:“一个广阔的地区,其面积是俄国欧洲部分的2.5倍,其财富尚未得到适当评估和探索,却一直被用作7000万人口中的所有罪犯的居住地。”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也明确显示出流放制度的愚蠢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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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沙皇固执地坚持着流放制度的时候,也给自己造就了掘墓人。
沙皇想通过“行政流放”,在不经过法律流程和公众知晓的情况下,把那些有反抗倾向的激进分子悄悄从俄国社会驱逐出去。可是,在西伯利亚这片缺乏足够管理资源的广阔土地上,这些激进分子反而找到了一定的自由和发展空间。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和尝试,在反抗中逐渐积蓄力量,不断进步,终于推翻了沙皇政权。沙皇也终于为自己的天真、盲目和固执付出了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伯利亚不仅是这些多数都难以生还的被流放者的“死屋”,更是残暴腐朽的罗曼诺夫皇朝的“死屋”,来自西伯利亚的坚定革命者最终将其埋葬。
在《死屋》这本书中,丹尼尔·比尔如同拿着放大镜一般,展示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方方面面,沙皇统治的腐朽、罪犯的堕落、受害者的悲惨、不屈者的反抗,全都细致入微。他给了读者一次全面认识这段惨痛历史的机会,也阐明了这段记忆如何深刻影响着俄国历史。
2019.07.13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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