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一块石碑上所刻的《华夷图》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
华夷图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这幅地形图位于画面的中心位置，地图四周还刻有长短不一竖行书写的文字。“华夷图”三字就位于石碑上方正中间位置，碑上还刻有题记：“阜昌七年十月朔岐学上石”。“阜昌”是金朝在北方扶植的一个伪政权所使用过的年号，这个政权立刘豫为“子皇帝”。这一年正好是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和金朝天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136年。
地图的右侧还有一则题记：“禹贡九州之域”，这一名称让我们想到了同时代的另外一幅地图《禹贡九州山川之图》。这幅图线条清晰，区域之间的划分非常明确，与此类似的还有《唐一行山河分野图》（约1100-1201年），两幅图基本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说明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的古史與地始于何时呢？当非《尚书·禹贡》莫属。《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地理经典著作，也是后世所有地理书的源泉，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也认为：“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
《禹贡》当中记载的对于建邦设都、丈量田野的思想反映了古人划分天下的基本理念，那就是“随山川形便”，即以山脉江河湖泊等自然障碍作为行政区域的基本划界原则，这个原则奠定了后世行政区域划分的基础。
《禹贡九州山川之图》，顾名思义，就是根据《禹贡》中所述的禹贡九州的分布及山川大势所作的地图。“九州”就是《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九州”，即大禹治水之后，将山川大地划分为9个部分：冀、衮、青、徐、扬、荆、豫、梁、雍。
图中各要素采用中国古代地图传统形象画法，并用虚线绘出“南北西域”和“三条四列”反映了我国山川地脉分布形势，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地理区域分布及汉唐地理学思想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这幅《禹贡九州山川之图》中，左侧为衮-青-徐-扬，中间为冀-豫-荆，右侧为雍-梁。地图下部把海南岛包容在内的一个大约呈三角形的形状标名为“南越”，是汉代时期新拓展的土地，表明九州已经不是原来的九州范围，而是随着时代发展有所改进。
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另一幅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唐一行山河分野图》的绘制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分野星占体系有关。实际上是把天文（即天上的星象）与人间的地域（地理）对应起来，根据星象的运行规律来预测人间的祸福。这种理论比较复杂，研究体系也较多，但最重要的是“二十八宿”和“十二次”。
唐一行山河分野图 北京图书馆藏
二十八宿指的是分布在赤道及黄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座，包括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十二次是古人对周天均匀划分而形成的区域，也就是十二个星区，用地支表示，即子、丑、寅、卯、亥、戌、酉、申、午、巳、辰、未。
在这两幅地图中，还可以看到两条蜿蜒的线条，到达图形的右侧，文字标记为“北戒”和“南戎”，另外还有“胡门”和“越门”，清楚地说明了这两条线不仅仅是对中国南北山川自然走势的概括，更是对传统华夷观念以及二者边界的凸显和强调。
再回头来看《禹迹图》，这幅图被曾被李约瑟等人誉为“在欧洲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地图可以与之相比”，图中并没有强调大禹划定的具体的“九州”疆域，而是详细描绘了各种水系，以及比《华夷图》还要精确的海岸线。学者们研究认为，这是因为该图采取了“每方折以百里”的比例尺而“计里画方”的结果。这种12世纪的绘制地图的方法，大大超过西方制图学，甚至比希腊人所绘的最好的图都要好（李约瑟语）。
禹迹图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这种“计里画方”的地图绘制方式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宇宙观念的体现。一方面它与中国古代空间方位中的“四方”观念同源，另一方面，它其实就是“天圆地方”的“地方”和传统中国所在的“九州”。
更为有意思的是，这种“计里画方”的方式进一步阐释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实际的世界，既有中国，也有外国，外部世界尽管画的粗疏，但是真实存在的，是当时人的普遍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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