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对胡适的认知只停留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白话倡导人，学者大师，今日读《南渡北归》才了解胡适“国士”的担当。
日军侵华之初，群情激愤，胡适忧于国家军备落后，经济疲软，短期内实难应敌，一经交战，后果难料，先是力主议和，后预见未来世界大战的形式，修正了主和的观点，1938年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开始了他的外交救国。他在美与罗斯福交涉，四处演讲，讲中国国情，分析国际形式，力争美英人民同情与支持，两次在中国弹尽粮绝之际，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贷款，同时也力争让美国卷入远东地区战局，他走遍美国、加拿大揭露日本暴行，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日坚强信念，他呼吁民主国家对日实行禁运，在美欲抛弃中国与日妥协之际，对美提出严正抗议，并请求英丘吉尔致电罗斯福撤销对日妥协方案，使日陷于孤立，太平洋局势彻底翻盘，日偷袭珍珠港，无论胡适发挥的作用多么微不足道，他在最后一分钟无畏无惧，竭尽其智与力为国奔走，后来因受国民党官员排挤，蒋介石不信任，他隐忍抽身任北大校长，他日记中写到“我本将心向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表达自己一心为国，却倍受谗毁的痛苦，“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如果作者岳南所写属实，胡适不愧为真国士，国难当头，不退缩，有责任有担当，无论爱国方式行为是否正确，他的一片赤诚之心与躲在象牙塔不问国事，只做顺民的教授学者比高出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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