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想找一些好听的音乐，一听就会发出“诶，这个好”的感叹。似乎也不仅仅是音乐，在其他领域种人们也很难发掘出“诶”的欣喜了，人们的要求在不断提升。同时标准变得模糊不定。
“经过一段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某种收获”，这是句习以为常的句式，听上去还有点传统，像是一个隐藏的武林高手，经过常年的修炼终于可以下山解救苍生了。临时编个名词吧，我称之为“终于感”，我不太喜欢这种终于感。它总是对未来某个点有期许，而忽视了此刻和当下的感受。尽管时代在进步，这个感觉渐渐式微，但仍然在很多人心中占据主要的成分。一些人依然信奉人生犹如一条抛物线的信条，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挺可悲的。它是大时代下人为营造出的一种姿态，希望人们普遍按照这样的安排生活，在集体无意识的环境下这很好用。然而时下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好应付了，这是个好现象。天要适当的变一变，才能良性起来。
今天继续读陈嘉映的《何为良好生活》，第一章第三节：伦理学与语言
事物与谈论事物的语词无法完全分开。比如“什么是道德”，它不是一个物体，要回答它就必须以某种方式从人们怎样使用道德这个词开始。伦理探究始终与对伦理的言说纠缠在一起。哲学追索根本道理，而很多根本道理凝结在我们的语言中。麦金泰尔不仅注意到在中世纪临近结束之前的任何古代或中世纪语言中都没有可以准确地用我们的a right（权利）一词来翻译的表达式，他由此得出结论：根本不存在此类权利（麦金泰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87—88页）。在相当程度上说，有些行为和心理，没有语言就不会有。伦理学是伦理经验的反思。现代汉语的理论词多半从西语中移植过来（难免有差别，就牵涉到翻译问题）。
以上基本是从原文中摘录。在本节末尾还有一句描述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人英国人使用的是同一种物理学语言，中子不多不少就是neutron。”总看此节，使我发生兴趣的是伦理学与语言（学）间的关系，也包括翻译。翻译问题我们从很多国外来的小说中可窥见一二。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早已体现出其反噬性，对思维、意识产生不灭影响。所以，如果要想研究伦理学，语言（学）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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