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乔，字修龄，太仓人，康熙乙亥卒，年八十五岁。著有《答万季野诗问》、《围炉诗话》、《西昆发微》等。与清初虞山诗派关系甚密，倍受钱谦益、冯班、贺尚及许学夷之影响，其论“诗文之辩”、“诗中有人”等都颇具见地。
《围炉诗话》是使他名声大震的理论批评著作，自问世以来，因其理论尖新而获得众多学者、诗论家的关注。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璟评价该诗话“哀梨若剪”，诗论家赵执信久慕《围炉诗话》，三次访求书稿而不得。《四库全书总目》赞同诗话中所提出的“诗中有人”等观点有精妙之处，肯定其对明前后七子摹拟习气的批评声讨。陈良运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一书中认为吴乔是虞山派中值得重视的诗论家，“于政教说、于审美说，都有创见”。
诗歌的创作过程中有两大因素尤其重要：诗人与诗人所处的环境。早期的论诗家们已经注意到并且着眼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吴乔也不例外，在《围炉诗话》中拈出“心”与“境”两个核心概念，分析诗歌创作中主体和客体关系，以此探明诗之“意”的来源以及诗中“意”的形成。
吴乔认为“境”直接作用于“心”，这是诗歌创作的先要条件。“境”是指诗人所经受的人事境遇，是诗歌创作的客体，而“心”正是诗歌创作中的主体。在《围炉诗话》卷一中，吴乔提到“心不孤起，仗境方生”气“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说明“境”这一客体对主体“心”的作用：人的境遇有穷困通达之分，所处其间的诗人则会相应的产生哀伤喜乐的不同情感。诗人欲将盘绕心间的思想情感一吐为快，“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由此萌发创作诗歌的冲动。因此吴乔指出诗人的创作中，“意”来源于“境”对“心”的影响，若诗人忽略了自身所处的境遇，就无法有感而发，诗歌的命意就丢失了。
在《答万季野诗问》中，吴乔提出“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意好比是米，那么文就好比是米做成的饭，而诗则好比是米酿成的酒。米要经过加工才能做成饭，饭要经过发酵才能酿成酒。虽然饭比米香，酒比饭醇，但须先有米，才能炊而为饭，酿而成酒。这几句以精妙的比喻，说出了作文、写诗的过程及诗较之文更精美的道理。可供引用说明在诗文创作中应该“意在笔先”，或强调思想感情要经过加工整理才能成为精美的诗文。
“意”如同“米”是诗文之本，但“意”在诗与文中的表现形式大相径庭。文意与文之词关系直接，“措词必副乎意"，如同米与阪，从文词中明显看得出其意。而诗意与诗之词关系却可间接，“措词不必副乎意"，仿佛米与酒，意于诗之词中并非能一眼透穿；“米"经过“酿”的提炼、改造过程已经变形，表现得颇隐蔽，但味道却反更深厚。这决定亍“诗道性情"及“为人事之虚用”的性质。
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得出“诗酒文饭”的观点，为后世的论诗家所称道。其论说的切入点是诗与文的审美差异比较，可以说他在对诗文差异性进行层次分析的同时，发现了诗之所以有别于文而成为诗的审美特质所在。他认为诗歌的第一大特质即是“诗为虚用”。
“诗为虚用”中的“虚”是指诗歌具有非世俗功利性，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必须舍弃对现实功利的考虑，方能“物我同一”，进入创作的澄明之境。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对人有益、有害这两面性。比如罂粟花，花朵所散发的气味吸入过多会使人感到眩晕昏迷，罂粟果实食用过多令人上瘾，这是对身体有害的。将罂粟花和果实进行科学的深加工和提炼，并且严格控制用量，即成为治病救人的良药，这便是给人带来益处。但罂粟花一旦进入审美活动，人会去欣赏花朵艳丽的颜色和优美的外形，其有益或是有害的一面不再为人所关注，功利取向在人的审美意向面前变得无足轻重。
“诗为虚用”的论点与康德的审美非功利性之论有相通之处。吴乔同时也强调“诗为虚用”中的“用”，诗人写诗是为了“吟咏情性”，以此可知诗歌在表达情感这一审美层面上具有功利性，世间不存在超功利的诗，不见性情的诗歌吴乔将之贬斥为“异物”。诗之“虚用”是诗歌非功利性与功利性的统一，是无用之用。吴乔有如下总结：“诗乃心声，非关人事，如空谷幽兰，不求赏识，乃足为诗。”作诗不追求实际的世俗利益的满足，而是应忠实于表达诗人自身志向情怀。真正的诗应该是出自诗人本心，一派自然天真。
“诗为酒”的第二层面是指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表达方式，吴乔对此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解释：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
吴乔认为，诗与文都将“意”视为根本，但是表达的方式相互不同。作文应清晰明了地表达思想内容，让读文的人更易理解作者作文的意图，文中之言和作者之意是相符合、相同步的，就像饭一般，由米煮成但却能看出米形状。诗歌却不然，其所包含的意象与生活形态之间存在着差异，诗歌不是对生活的析模仿而是诗人对现实生活和自身情感状态的提炼、升华，所以诗人会采用一系列特殊的表达方式，诗中之言和诗人之“意”不再是一一对应，而出现了吴乔所说的“变形”，如同米酿造成酒，米的固体形状完全改变而成了液态的酒。
诗之所以能如酒“醉人”，是因为诗歌含蓄不尽的审美属性。文人作文章，分论点围绕总论点而展开，讲求文意鲜明、不蔓不枝。吴乔敏锐地注意到，当读诗之人在诗意空间中尽情沉吟时，会有一类审美体验岀现，即是共鸣，好比喝酒之人，因酒感染了情绪而喜悦、哀伤。
“文饭诗酒”说不失为《围炉诗话》中一大理论创新亮点，从诗歌的审美功用、审美表达方式、审美属性和审美体验这几大方面来探讨诗歌审美特质这一维度。
明代前后七子可以说占据了明诗坛的半壁天下，他们皆以盛唐诗为宗，但却在创作上陷入了摹拟窃古的泥潭。毫不夸张的讲，明代复古主义者最为后人诟病之处即在于此，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更是不吝啬笔墨，历数复古之流的弊病。
没有经史的概念来点评诗歌是吴乔所不能认同的。他冷嘲热讽那些不合格的鉴赏者：“胸中无史书时事，故非所责。”《围炉诗话》中曾载敖陶孙器评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实际上，子建一直受到曹丕、曹叡的限制和打击，其诗歌大部分都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或者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这与“少年风流自赏”简直是风牛马不相及。于是，吴乔讥刺：“敖陶孙器之评诗，如村农看市，都不知物价贵贱。”“只此一语，知其未曾读书也。”
《围炉诗话》中还提到长久以来文人们对李商隐诗歌存在误读，只道其“艳情”，没能领会其中深意。吴乔感叹：“（李义山）其诗七百年来知之者尚鲜也”。他自认独具慧眼，透视出李商隐诗歌的“本意”，“凡读唐人诗，孤篇须看通篇意，有几篇者。须合看诸篇意，然后作解。庶几可能作者之意，不可执一二句一二字轻立论。”吴乔还提及要以谨慎的态度全面地鉴赏诗歌。这也是较为积极的观点。
吴乔生逢乱世，一生游走于南山北水之间，途中多有感触，类同于某些前人诗中所描写的境和情，因此他对这些诗产生强烈的共鸣，将其诵读而出，借以一吐当下的情感。好诗之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主要原因即是诗人表达岀了人的普遍情感，如离家去国的羁旅之人会因离别怀乡的诗作而感伤，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会在前贤所遗留下的胜迹面前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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