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现代企业制度
1993-2002
宪法修正案将“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表明，政府不再将“掌舵”与“划船”混为一身，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由于未对国企“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缺位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使后续的现代企业制度面临了“新三会”与“老三会”的矛盾。
从1994年起，国务院按照“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经过试点、全面推开”的原则，先在百家企业试水现代企业制度。现在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产权明晰，没有这一条，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特点就无法体现。为此，国家经贸委推出“优化资本结构”试点，以图通过试点优先解决国企经营不善，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分流富余人员，减少企业不良资产等问题。
然而，国有企业长期累积的问题十分复杂，靠“优化资本结构”以达到化解众多矛盾的想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过程中分流、破产的职工，进一步加剧了就业的压力。
同年，重庆市政府在推进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推出了“抓大放小”的主张，这一做法得到中央重视。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主张分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实施“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
“抓大放小”一经推出，国有小企业的产权改革在行政命令推动下，迅速在全国铺开。当时，山东诸城市“以明晰产权”为突破口，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放小“改革，成为全国焦点，“诸城模式”不胫而走。时任诸城市市长的陈光，被部分媒体冠以“陈卖光”之名。之后国务院委派中央调查团实地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
“诸城模式”的定性，加速了国有小企业产权改革的进程。一些地方政府在“放小”过程中，将改革简单化为“一卖了之”，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另一方面，国有民营化使下岗职工成为敏感问题。1997年至1999年，针对放活中小国企产生的问题，中央反复强调“实施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以达到“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的目的。如何搞好近1000万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成为国企改革必须面对的攻坚战。
199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一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抓好大的，放活小的；二要进一步实施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真正形成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和劳动力合理流动机制。
在放活国有小企业改革的同时，抓大的改革以战略性重组为中心不断走向深入。此时，国企经营出现大面积下滑，1997年底，全国31个省的国有企业盈亏相抵后，有12个省净亏损，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40%亏损。一大批企业难以为继，少数大型国企已濒临倒闭。
1997年9月，党中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的短期目标，在国内经济不景气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双重夹击下，国企三年脱困战役打上了壮士断腕般的悲壮色彩。
1998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会后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按照国务院的部署，主要采取以下改革措施：一是普遍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下岗职工管理，具体履行三项职能：为本企业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代缴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组织再就业培训以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二是采用“三三制”解决保险费资金来源问题；三是建立三条保障制度，包括保障基本生活三年、三年期满未实现再就业，应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享受不超过两年的失业保险待遇、保险期满仍未再就业的，可领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上述措施有效化解了由于深化改革所导致的以千万计的下岗职工问题，同时倒逼社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加速建立。
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抓大”的战略布局问题，指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高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到2000年，国企三年脱困攻坚战基本达成目标。三年来，累计下岗职工达2100多万，其中1300多万实现了再就业。95%的下岗职工领到基本生活费，并由再就业中心代缴社会保险费。到2000年底，全国累计发放养老金4200亿，3100多万离退休人员中的98%按时足额领到了养老金。一系列变化令人面目不暇接：国企变私企，领导变老板，下岗变个体，曾经风光的国企如今破产倒闭，农民变农民工。
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发的产权改革，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在实践中取得跨越式的进展，并在21世纪的前十年继续深入。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表明国有资产产权改革进入新的时期。对前期“抓大放小”所形成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给予积极肯定。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行公平竞争。”
05
国有产权改革
2003-2013
2003年，是国企改革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方面迈出关键一步的一年。是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正式成立，拉开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序幕。作为特设机构，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行使出资人权利，解决了此前对国企监管“九龙治水”的局面，各省市国资监管机构相继建立，从体制上保证了国资监管的责任划分，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国资委监管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在经营透明度、经营者选拔、业绩考核、主辅分离、组织结构合理化建设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
当年底，挂牌不足一年的国资委发布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对可能导致的国资流失情况进行了规范，旨在解决此前国有资产改度过程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004年12月15日，国资委主持召开央企负责人会议，明确表示大型国企停止MBO收购方式。
国资委此番表态的背景是200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文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现状，质疑国企改革中“国退民进”的正确性。同年9月，“主流派”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周其仁、林毅夫，对“郎旋风”的质疑予以反驳。“非主流派”经济学家左大培、丁冰、程恩富等10名教授联合发表“产权改革风向不能错”的声明，公开声援郎咸平。媒体网络呈现压倒性挺郎声势。形成“第三次改革争论”，前两次分别发生于1982年到1984年，焦点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能否并存。第二次发生于1989年至1992年，焦点是“姓社姓资”问题。第三次的焦点是改革的问题与方向问题。
2005年8月，被郎咸平点名的顾雏军闪电入狱，郎顾之争尘埃落定。主流派与非主流派论争的天平，开始向怀疑改革方向的正确性方向倾斜。改革之路何去何从？再一次拷问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2007年，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总理在明确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后，用“知难不难，追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这20个字，表达了坚定不移搞好改革的决心，从而给第三次改革争论画上句号。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吹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号角，在经济改革的方向上提出“又好又快”的主张，改变了以往“又快又好”的提法。经济增长方式被经济发展方式取代。表述上的这“一颠一倒”与“一字之差”，反映了两种改革理念。但此时国际环境十分恶劣，由华尔街引起次贷危机逐步漫向全球，国际市场萧条出口受阻。为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启动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并顺势加强了央企布局结构调整，完成了部分行业的资源整合，形成了一批有实力的大产业和大集团。在世界经济哀鸿遍地的2009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8.7%的增长率，2010年更达到惊人的9.3%。
但是从2011年开始，巨额的救市资金的乘数效应显现，通胀加速上扬。不得已，中央政府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收缩货币的流动性，强制回笼市场上奔腾的货币。2012年年底，经济增速回落到7.8%，为14年来，历史的最低水平。过剩产能伴随失业率增加，使中国经济见底。
2011年我国制定了“十二五”规划，经济下行过程中，国企垄断与民营经济“无奶”的矛盾更加凸显，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提出坚持市场化运作，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完善配套政策，消除制度障碍，推动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对于中小企业，要“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和信用担保体系，提高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和比重，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为国企产权改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03年到2013年的10年间，围绕完善公司制股份制，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全面改革，实质上都是围绕“产权改革”这一圆心展开的。在这十年中，国有小企业产权改革基本完成，国有大型企业的产权改革也取得一些成果，但完成实质性的股份制或混合股份制的央企所占比重较低。但大型国企下的子公司孙子公司的产权改革表现活跃。如何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建立真正的法人财产权及科学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有许多硬骨头需要一块块的啃下来。
06
深化产权改革
2013-至今
千禧后的最初十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为人类新千年贴上了悲观的标签。在这十年间，中国经历了禽流感的肆虐，汶川大地震的灾难，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金融保卫战和成功举办奥运会的考验，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里，面对“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的特殊国情，进行一场持久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奇迹。4亿人脱贫，人均GDP从1000美元上升到5000美元，经济总量世界第二。2003年，国有大型企业利润总额3,784亿，世界五百强中登榜11家。2013年，利润总额15,194亿。到2015年，世界500强中，央企登榜47家。伴随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与完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一大批国有大型企业成长起来。
新一轮国有企业的改革，围绕“深化产权、提质增效”这一中心展开，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口，通过调整和转型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让民众更加充分地享受改革的成果，新一轮改革被称为“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阶段，需要在股权结构、决策体制、用人机制、监管及投资体制等改革方面有实质性突破。严加防范混改过程中出现暗箱操作、低价贱卖、利益输送、化公为私、逃废债务现象。
2013年新一届政府履任，伴随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国企改革也由此进入深水区，开启了在监管、产权、经营等多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此轮改革的背景是：国企经过30多年的改革，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大型国企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待完善，国有资产运行效率需进一步提高，部分国企内部管理混乱，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比较突出。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一些企业党组织责任虚置，作用被弱化问题严重。
为打好这一轮国企改革攻坚战，2013年中央成立国企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表明此轮国企深化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及对打好这场攻坚战的决心与高度重视。
2014年国资委启动“四项改革”试点，分别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混合所有制试点，规范董事会制度试点和纪检工作试点，释放出改革方向的指导信号。
从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到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企产权深化改革的目标、方向、路径、重点都做了全面部署。面对这一轮都是硬骨头、难度大、挑战多的改革问题，国资委及各省国企产权改革，大都选择了“守住底线、试点先行、平稳推进、释放活力”的改革路径。
在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率先探索出“诸城模式”的山东省，此轮改革又走到排头兵位置，从治理结构入手，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创新，被誉为可以复制的“山东模式”。具体做法有：一是创新国资监管体制，从多元产权资产投资、资本布局结构调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实现监管新功能；二是实行国企高管契约化管理，从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党委会运行机制，到外部董事、监事和职业经理人“人才库”，消除国有企业一直存在的官僚气息；三是混改方案落到实处，大力推行内部市场化改革，推动企业扁平化，实现从“发工资”到“挣利润”的转变。坚持“依法规范、市场运作、立足盘活、应退尽进”原则，对连续亏损三年且扭亏无望、半停产和停产及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进行清理；四是企业领导人实行任职回避，要求企业领导人员在本企业内一律实行亲属回避，亲属不得从事与企业利益有关的经营活动，以切除国企利益输送这一顽疾。
2015年7月，主席在长春考察调研时，对国企改革作出了“三个有利于”的重要论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2016年，为落实《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先后出台了7个专项配套文件，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36个配套文件，形成了国企改革的设计图、施工图。
截止到2017年2月各省“两会”召开后，已有28个省级地区拟定了本地国企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多地提出要吸引民营资本进入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经济领域。同时，一些省份明确表示将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加快推进企业集团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以深化混合制改革。
在挑战各种“骨头”的攻坚战中，国企员工持股问题、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国企退休人员养老问题、国企办社会职能问题、国企历史遗留问题、国企信息透明问题、董事会规范问题、国有资产监管问题、国有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国有经济布局问题、国企社会责任问题等等，都需要在此轮攻坚战中拿出对策、找到办法。
能否在制度层面打破前行的障碍，开创国企征战市场的新局面，增加国企自我完善的新动力，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二战以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基本上都从第三个十年开始减速，经济增长掉到4%以下，保持7%以上增速的只有台湾。中国大陆作为巨量的经济体，已经创造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通过这轮全面深化的改革，中国奇迹将再一次焕发活力。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我们将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苏联解体后，美国一极独大，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经济新自由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与繁荣。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凡是采纳了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社会稳定遭到破坏的恶果。从世界范围看，英国公投脱欧，法国右翼政党抬头，意大利政坛地震，特朗普当选总统，这些政坛变化的背后，都源于民众渴求变革不满经济乏力的要求。
面对经济新自由主义缓缓落下的旗帜，世界经济路在何方的探索脚步还在徘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奇迹与中国梦也是带给世界信心的药方。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成功将产生深远的示范效应。去年G20杭州峰会，达成前所未有的29项成果，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地位紧密相连，在未来，“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方向。不难想象，我们必将面临老去王国退出历史舞台前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但我们有信心完成这一历史交接，在这一新千年里，用中华智慧点亮世界人民幸福生活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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