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罗纪公园

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佐罗走了！佐罗走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后要靠我们自己了。决不要忘记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要有公平和正义，到这一天，佐罗又会回来的。”这段台词，大家一定耳熟能详。

佐罗走了。

佐罗的纪年，到本年本月为止。

当然，我们说的佐罗，本名不叫佐罗，而叫阿兰德龙。就像电影中人们说的佐罗的真名也不叫佐罗，而叫迪亚戈一样。佐罗是一个共名。

就像现在我们是各有各名，而当年我们跨青鬃烈马，一手执鞭一手执剑的时候，也有一个共名叫做“青春”一样。

佐罗来的那一年——或者说佐罗元年，我也不知什么原因错过了片场，但小伙伴们的传说却不断涌来，让我的想象水涨船高。那时候，看一场电影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要受很多制约。所以从佐罗元年开始，我就用少年的想象筑了一个花园，史称“佐罗纪公园”，在那里，有一个外国的蒙着面的梁山好汉纵横驰骋，锄强扶弱。我不知道佐罗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想行侠天下的我是什么样子。

佐罗二年秋，我又去河西寄宿读书。当时电影院基本在河东。我周六晚上到家，周日下午就得做返校的准备了，几乎没有上影院的时间。好在师大广场每周日晚都有一场露天电影，只是从此，看什么电影就不由自己作主了，广场上放什么，我就看什么。

佐罗二年夏，又来了一个大侦探波洛，我在河西看的第一场露天电影就是《尼罗河上的惨案》，从此迷上了侦探小说。用省下来的的买饭票的钱买了不少阿婆的书。其实波洛也是有“剑”的，他的“剑”就是他灰白的脑细胞。除暴安良，佐罗用的功夫，波洛用的智慧。

佐罗二年秋，我在寝室里捡到一本棍术套路的书，突然对武术有了兴趣，每天拿个树棍子照着书比划。因为我知道，想行侠天下，先得有一身好本事。

佐罗二年初冬，《人证》在本市——准确地说是在本市河东上映了。

那时候我在学校有两个关系较好的同学王军和曾国兴。曾同学因病回河东疗养了一向，回河西时，笑话我道：说你喜欢练武吧，你没看过《佐罗》，说你喜欢破案吧，你没看过《人证》。

那言下之意是，你活个啥劲。

就为了这一句，我和王军（他也喜欢侦探小说，也自个儿打千层纸）在一个下午悄悄潜回河东，在建筑工人俱乐部看了电影《人证》。

那时候交通远非今日之发达，我俩在河东下车后，拚命跑步赶场子。我还好，穿的解放牌胶鞋，王军穿的当年极为罕见的翻毛大头皮鞋，跑得那个上气不接下气，天气不接地气。

时间是精确掐算的，因为还要赶上学校的晚餐和晚自习。

但是对《佐罗》，我就没法立即回应曾同学的挤兑。那时候一个新电影过了放映期后，待它重来可能需要若干年。更何况，我求学地在那时候几乎算是郊区的河西。

佐罗四年夏，才终于在工人文化宫露天场看到了这部让我魂牵梦萦的电影。那是爷爷请我们看的，奶奶去世后，爷爷一直是一个独行侠一般自由逍遥，既绝少与父母打交道，对我和姐姐也是不闻不问。离去世差三年时，他突然变得很慈祥，经常请我们嗦粉和看电影。《佐罗》便是他请的那些电影之一。

我记得在看《佐罗》时，父亲一直默然无语，凭我对他的了解，他对这种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东西极端不感冒，直到看到修道士发动孩子们去帮助佐罗时，他才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郁结之气，说：看，最终还是得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我以誓将逆反进行到底的心理，崇拜了个人英雄佐罗，同时也崇拜了帅得天人共愤的阿兰德龙，我作为佐罗纪公园里一只来自侏罗纪公园的动物，这种由艳羡带来的崇拜是顺理成章的。

佐罗八年，我被愈来愈烈的自由风吹拂，开始叛逆起昔日的自己来。我上咒包青天，下弃“侠以武犯禁”的“佐罗”们，尽视之为人治毒瘤，而极力推崇西制，以为非夺胎换骨不足以令未开化之吾国进入现代。

当然，对帅哥的崇拜是审美界而非思想界的事。在审美领域我依然是“佐罗”的小迷弟。在佐罗元年，还有一个硬汉也进入了中国，他叫高仓健，他一到来立即被整整一代中国女性众星捧月。我曾经在与小美女同事们聊到偶像时，她们众口一词杜丘，我则以佐罗对抗之。她们说那是个公子哥儿，我则怼曰，男人的坚韧未必一定形之于色，终日端一个冷峻的架子很累，佐罗那才叫一个洒脱风流，坚韧刚强于内，幽默风趣于外，不好吗？

如同金庸之众侠中，萧峰固然高大全，却缺了亲和力，他就像样板戏的主角，永远摆着一个顶天立地的造型。相较之下，我更喜欢可以为一个小女孩的生日而兴师动众闹得沸沸扬扬的神雕大侠，可以装疯卖傻以丑角示人而深藏功名的令狐冲。

在佐罗纪公园，那个当年的少年，终始描画与构建的是，有散淡任性的云轻轻飘过的秋空，岩浆其内花木其表的土地。

如果真如俗语所云，男人至死是少年。那么这天空这土地依然恒如曾经青春的远古。

如果真如传说所云，年少时我们希望是武松，最后都活成了林冲。那么若不能如佐罗兼济天下，就退而如爷爷那般独善其身。

佐罗走了。佐罗纪公园还在。

青春走了。初心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