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为了自由。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很难准确知道这个特质产生于什么时候，但肯定与商业有关。事实上在汉语中，城与市意味着不同的功能：城主要是政治的，比如京城和县城；市则更多是商业的，比如集市和街市。城市的性质不同，倾向性也不同。
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相互认同，又能各得其所；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他们和公共机关的任务，是依照公共规则并使用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处理公共关系。
这就是城市带来的变化。 于是，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所谓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而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民主的要义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君主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君主不是神，也不该是神。他起先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君主，是诸侯、国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最早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由于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这是跟民主完全不同的道路。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
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一种制度、精神、文明，只要符合人类的共同人性和共同价值，就总有一天会产生出来。
文明的陨落，几乎是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唯一的例外在我们这里。的确，创造中华文明的始终是同一个民族，只不过一直在发展壮大，不断有新鲜血液增加进来。同样，我们创造的也只有一个文明，从夏商周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三千七百年不曾中断，没有断层和空白，也没有陨落和衰亡。
进入国家时代以后，祖庙或宗庙又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毁庙灭国"。这样的国，当然就叫"祖国"。中国的概念，是超越种族更超越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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