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谈论信仰

“有时候，我对人的境遇中根本的脆弱性感到深深的悲痛，这种脆弱导致我们的轻信和强烈的要去信仰什么的需求。有时候我对未来充满忧虑，因为非理性的信仰对人类产生了威胁。会导致我们毁灭的不会是信仰的空缺，而是超自然的信仰。只要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坚定不移的信仰所导致的大规模毁灭行为。回来看当今世界，彼此冲突但互不相让的原教旨主义信仰体系之间的斗争正威胁着数以百万计的人类。我很喜欢尼采的一句格言：关键不在有信仰的勇气，而在有改变信仰的勇气。也有一些时候，当我想到有那样一些人让生命受役于强迫行为，进行漫无止境的冥想修习或对仪式有过度迷恋，对此我会感到悲痛（但无以对他人言说），他们由此丧失了人类自由、创造和成长的某个部分。”这是在《在生命的最深处与人相遇 欧文 亚隆思想传记》中亚隆的一段话，进一步阐述了他作为无神论者对于信仰的看法。

为何会谈论信仰，总是与死亡分不开。

李太白“远别离”曾言，“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啸语，我纵言之将何补？”，此离为娥皇女英与帝舜的离别，如此悲剧，阳光也惨淡，云彩也阴沉，猩猩与鬼神也都呜咽，我就是说了也于事无补，因为这件事情叫做死亡。

死亡总是把我们拖进无以名状恐怖境地，被我们以恐惧来渲染叠加，这时宗教出现，宗教里带着希望，我们有信仰的需求。不论是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还是犹太教徒，至少都可以相信，在“死”之后，可以到达一个风清月明的地方。我们希望能用信仰来抵抗死亡的焦虑。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看做可爱的宗教和可怖的死亡，就当是两个事物，既然它的出现是为了抵御焦虑，那么焦虑作为一种能量的流动其实是不能抵御的，越是被压抑，越是会爆发，所以管他是宗教还是死亡，焦虑越来越甚，群体性的焦虑爆发出来不就是战争了吗？当然这其间所掺杂的关于人性的种种恶习，只会被放大，不会被缩小，然后以宗教的名义所进行的战争比之其他名义不会更好，只会更差。所以宗教有时还是战旗。

我唯一接触过的宗教是基督教，在11年曾有幸遇到一位来自台湾的基督徒Joyce和一位来自香港的基督徒Joyce。对，她们都叫Joyce，而且就是她们陪我一起读圣经，教我如何向神祷告，如何信奉神，如何将自己交托于神。从当年3月至次年1月，这段我与基督徒交往的日子里，我也尝试着践行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信奉神，也向神祷告，比向心理咨询师还要更开放的向我的基督徒姐妹讲述这几十年以来发生在我身上需要救赎的部分，请求神的谅解与救赎。这看似是一个很完美的遇见和相处，她们真的是非常有耐心也非常诚恳的基督徒，在这种光环的影响下，我也真的觉得前几十年的生活都是荒废，多么庆幸可以在这个时候遇见他们。这极大缓解了我心理治疗带来的未曾疗愈的创伤，以及最大程度的坚固了我的脆弱。但是最终还是在真正的受洗前，这段关系戛然而止了。表面原因是先生对于此事的一个阻拦，更真实的原因是当她们要我将一切过往都向我的先生坦白之时，我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被强迫，一个群体的强迫，那个时候感受不到人情，而是必须教条式的做一个洗刷和陈情。

也许那时对于死亡的焦虑并不是我信仰宗教的一个基础，当现世一团乱七八糟的时候，对于死亡的焦虑反而并不显眼，所以找一个神来爱护自己，信仰的是神，但是依靠的却是现实里的人。终于也并没有神迹在我身上显见，我只是看到了被人关怀，被人强迫，被人善待，被人鄙视。哪里有神，只有人。有信仰或者没信仰，人终归还是人，他们所表现出的还是作为一个人的本质，所以好的终究还是好的，那些自私的人性本真的东西也依然是的，信仰有时还变成了遮羞布。

联系到曾读过的《狂热分子》，某一类人更容易被“信仰”煽动起来，狂热追逐，这一类人并非信仰某种教义，而是信仰“信仰”，他既可能信仰共产主义，也可能信仰某种宗教，他对自身的放逐，导致他必须依附于某种“信仰”，假以他人他物来感受存在，且不必为自己负责。这可能是因为人脆弱到无法面对自己的孤独、意义、死亡与人生。所以人都是在寻找存在，他们信仰信仰，就像很多爱情的迷途者，他们不爱人，他们最爱爱情。

其实佛教、伊斯兰教，都涉及终极关怀的部分，可以缓解死亡焦虑。大汉民族，人死如灯灭的唯物论，没有超越界，及时行乐。这种也是追求当下，但跟存在主义的当下又有不同。及时行乐和存在主义的不同在于行乐二字，存在主义能观视到那些悲哀悲剧，直视生活本来的模样，而不是一定要变成行乐，行乐带来的感觉是，反正要来还不如乐，存在主义是投身到当下，承认这一刻的悲伤，而不是一定要把悲伤变成乐。活在当下要是真实的当下，而不是幻象的当下，如果及时行乐活在幻象中，其实也是一种信仰，信仰人生须行乐，信仰“所谓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尼采说，欢庆生活，投身生活，“爱你的命运”。这才是亚隆一直在追寻的存在主义，the power of now，才是一种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