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刘的《三体》未删减版开头，有一段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批斗反动学术权威的描写。书中受到批判的物理学教师，在被批斗的同时，还不忘记向有好奇心的女学生讲述物理学原理。这个物理学老师的原型，曾被尊为“清华四大哲人”之一，是国家物理学教育的泰山北斗，所以在书中，他的名字叫叶哲泰。
而他真实的名字，却早已被大多数人忘记，他的名字叫叶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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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世界的神奇之一，就在于命运对每个人的安排虽然千差万别，但大部分人一生碌碌，也终究逃不过平庸的命运。但也有人能逃过命运的侵蚀，在困顿半生后得到大展宏图的机会。
而有的人，如叶企孙，则是少年得志的命运。
那一年，是清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一个王朝没落的大背景中，一个小人物却开始他的天才崛起。这个小人物小到还不满13岁，便考取了清华学堂。
他生于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从小教他的都是经史子集。
旧时书香世家的孩子，从小濡染经典，大多性情不得舒展，缺乏活泼气息。他也同样地显得纳于言行，但身上的领袖气质终究还是掩藏不住——1915年，他成立了清华校史上第一个学生团体。虽然出生于旧式的文人家庭，但向往的却是现代科学，他创办的这个学会，就叫科学会。
从此之后，科学，或者说物理学，便贯穿了他的一生。
旧学的影响，与对新式科学的向往，杂揉在他的身上，让他既以君子慎独的标准要求自己，又拟出了颇具时代西潮气息的会规：
（一）不谈宗教
（二）不谈政治
（三）宗旨忌远
（四）议论忌高
（五）切实求学
（六）切实做事
大概这种旧学与西学杂揉的气质，也成为他后来被打倒的罪证之一吧。
叶企孙是不幸的，噩运来得太晚，那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无论生活怎样地折腾都能迅速恢复的青春少年；反过来说，这对国家则是一种幸事，因为在噩运到来之前，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做出自己不世出的贡献。
二
叶企孙的贡献有哪些呢？
1918年，他到海外深造，哈佛读博，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布里奇曼，研究的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的结果，是他测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普朗克常数h值，这一数值被科学界沿用了16年。
当时的他，23岁。
四年后，他回国到清华执教，创建了清华的物理系。
又四年，他创建了清华的理学院。
作为一个纯粹学物理出身的人，在看到国家科学技术的落后时，他毅然放弃了纯粹的学术生涯，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从实验室走向了讲坛。
1928年，在清华“少壮派”的努力推动下，不满三十岁的他，当选了清华评议会的评议员，一路担任清华一把手，直到1951年。
他曾经对他的学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就是在清华的教室讲台后面，这个”教书不好“的人为新中国培养出了79名院士。
他的学生，说出来，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耳闻：
杨振宁
李政道
钱学森
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伟长（中国”力学之父“）
王淦昌（我国核物理的奠基人，也是他的大弟子）
赵九章（中国“卫星之父”）
林家翘（美国科学院第一位华人院士）
戴振铎（美国工程院第一位华人院士）
......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评选的23位两弹元勋，超过一半是他的学生。
如果没有他破格将十九岁的李政道送往美国留学，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所以李政道说：“是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如果没有他力排众议让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在清华数学系教学，又送去剑桥深造，也就没有后来的大数学家华罗庚。所以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如果没有他，清华也许永远不可能从一座学术空白的留美预备学院，逆袭到如今的地位。
他一生最大的荣耀，大概就是造就了这一批学生，而他后半生的苦难，也因学生而起。
三
1938年，面对日寇的侵略、国土的沦丧，清华学子熊大缜再也沉不住气，他对自己的老师叶企孙说，他要放弃赴德留学的机会，去冀中抗日。
送走了熊大缜的叶企孙“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这份“郁郁”很快就变成了强烈的悲痛。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中共“锄奸党”疑心为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押送途中处决。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原本押送的人员准备将熊大缜枪决，而熊却拒绝了，他说：子弹要留着打日本人，所以还是用石头吧。
最终，他被活活砸死。
此后多年，叶企孙都在为熊大缜平反之事奔走，终于在1968年，他把自己也给绕进去了。
这一年，他七十岁。
四
《一代宗师》里，叶问说，如果把人生分四季，那他四十岁以前都是春天。
而对叶企孙来说，七十岁之后的生活，全是刺骨的寒冬。
因为熊大缜事件，他两次入狱，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至死都是一个“国家罪人”。
在狱中，他反复强调：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可惜，那是一个容不下真话的时代。
我们不知道他在狱中，具体经历了怎样的精神折磨，只知道，当他出狱时，偏执地认为有电台在窃听他，甚至当他的侄子跟他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穿不透墙”时，他依旧坚持是对方耳聋听不到而已。
一个曾经的科学信徒，却不再相信最基本的科学原理。
我们不知道他在狱中，具体经历了怎样的肉体折磨，只知道，当他再次出狱时，已经大小便失禁，双腿难以站立，身体佝偻成九十度。
一个曾经的一流教授，却只能爬行在中关村的大街小巷，靠乞讨一点残羹冷饭为生。
当钱三强看到他，上来跟他打招呼表示慰问时，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学生，他大喊：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对这一切，他没有怨恨，没有抱怨，甚至没有太多的感叹——他的侄子说：“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1977年1月13日，他临终之前，钱临照前往看望他，他取出《宋书》，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上面写到：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十年后，他和熊大缜才得到平反。
1995年，在上百位学者多年的联名呼吁下，他的铜像得以树立在清华园内。
像中的他，未显老态，应该是执教清华时代的面目，那时候，他曾发下宏愿："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如今，他的“平生行己”还“犹应可循”，不知道他的“意中所解”，我们又“知悉”多少？
他力求的“学术独立“，在这个官僚当道、红字当头的时代，还能实现几分呢？
他一生未曾婚娶，独与学生亲厚，当他看到我们的高校还会传出导师逼死学生的新闻时，心里又会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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