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上一根红塔山,脚蹬着地板车的轮毂。他说:“我朋友说了,这农场早晚要黄。”
他若有所思的抽了口烟,又说:“你说这人有谱没谱呀,别到最后把咱俩再绕里去了。”我伸了伸脖子,没接话茬。他见我不说话,也懒得理我,闷在一旁独自抽烟。隔了大约十分钟,我说:“我有点头疼。”
他满腹狐疑的看了看我,随后还是带我到一家饭店来吃饭。
我们吃到一半,发现窗外出现了一群头戴白色帽子举着棍棒的人。他们整齐划一,井然有序。风驰迅捷的闪出我的视线,前面的人有秩序的很大声喊着什么,表情悲壮。 我说:“街上有游行。”怕他听不见,我特地加大了声量,听到声音的客人和服务员全惊诧的看向我们。
我和他跟在那群白帽子后面。那群人低着头,有些奇怪。奇怪的是他们不宣扬自己游行要呈现的文化及理念,而是煞有其事的小声念叨着我听不懂的语言。队伍在这一点上体现的十分默契。最前面的领头人,一边念叨兀自一边往空中撒白色的纸花,纸花飘飘扬扬落下来,被那群人一踩,瞬间成了悲剧的黑色。他们有二十余人,各有分工,像一只鲶鱼一样勇往直前,毫不避讳路人的眼光。
我和他紧紧地追在身后,边跟边学电影里看到的侦查把戏――利用树枝、草堆、翻墙头来掩护自己的神秘尾行 。我们从城内跟出环外,晌午跟到天黑,鸟也逐渐哑了嗓子。后面游行的人早走累了。时而徐行时而蹒跚,帽子一路上掉了五次。
最终他们停了,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两个白帽子到一旁烧火,我和他躲在后方的棒子地里,紧张的咽口水。火点起来后,不久后便听到前方传来一阵方式不一的哭声。我们正困惑,又突然听到一声怆然的喊声,是个苍老的男人的声音,他喊:“棺材下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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