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张爱玲的小说的时候，是从图书馆借的她的作品集，是镇上小学图书馆（或者说资料室更为妥帖）的一本书，歪歪斜斜地摆在哪里，封面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尘。书面上郝然写着《张爱玲作品集》。我迟疑地拿起书，用袖子拂去上面的灰尘，随意翻到其中一页，“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八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缝间的事。可是对于年青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北方澄澈的秋天和少年时代欢快的天性仿佛一并隐去。我恍然被带进旧上海的没落贵族时期，色彩纷繁的服装与精致的室内陈设，男与女，贪嗔痴，怨与恨，见所未见的浮世绘。未读时不经世事，读完时仿佛历尽沧桑。
在她的所有小说中，我尤其偏爱《十八春》。因为曼桢无疑是温暖的，而世钧也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好男人”。他们有别于张爱玲小说中所有算计的、令人感到别扭的人物，是善良的，是令人感到可以亲近的。也因此，第一次读的时候，看到后半部里曼桢的遭遇，几乎是心碎的，好人却没有好结局，真是遗憾。
后来渐渐年长，像是重温童年旧梦般，又陆续读了几遍。曼桢与世钧两人相识之初对对方都温柔以待，自然令正值青春期的我为之神往。两人在成为恋人之前互生好感却又羞于说出口的那种心思简直是透明的，我甚至可以隔着纸张感受到曼桢在得知世钧深夜为她寻回手套时脸上发烫的温度，也可以触碰到她对世钧坦言曾为他代签名时的小鹿乱跳。那种温度和心跳是每个青春期的我们所熟悉的。自然，后来她和世钧终于分开的那种心碎也是熟悉的。
少年时所感到的遗憾那时还在。只不过这次并不仅仅是对结局感到遗憾。更多的是对作者情节设计的遗憾。带有政治色彩的结局使得人物最终失去了自我，沦为那个年代寻常的甲乙丙丁，面目模糊。而究其原因不外乎作者对政治倾向的屈从，换言之，是作者本人失去了自我。作为喜爱张爱玲的读者，这种遗憾甚至可以和《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遗憾不相伯仲。不同的是，高鹗毕竟不是曹雪芹，但是张爱玲仍然是张爱玲。我们年轻的时候，见不得喜欢的人妥协，因为妥协的姿势太过难看。
可是我仍然觉得这是我最喜爱的小说之一。这种喜爱不仅仅是对于写作技术的喜爱，更多的是出于对情感上的认同，对青年时期的曼桢的喜爱：略显世故但不失单纯，温暖。像是我们寻常人一样。我们乐于见到这样一个人去享受爱情的一点点甜蜜。而这种甜蜜，又藉世钧的回忆“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变成了一生的慰藉。就好像平凡如我们，仍然可以借着哪怕三五年的昙花一现被人写进小说里，成为传奇。
可是此后几年我却没有再碰过这本小说，也从来没有看过改写后的《半生缘》。北上与南下，生活几多颠簸。偶尔，只是极偶尔的时候，想起曼桢，想起她后来的的生活，她必定是疲惫的。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都要忘记了自己当年读小说时对于张爱玲的那点儿不满来。我们总有对世事妥协的时候。
后来在一家书店看到一幅图片。照片中张爱玲戴着白色假发，满脸皱纹，拿着一张刊登金日成离世消息的报纸。青年时的骄矜自得都已褪去，她看上去很憔悴，竟然还有几分慈祥。
那阵子总是隔一段时间就冒出一本她的遗作来。可是我得承认，并不是每一本我都看完了。而且对看完的故事，总觉得似曾相识。在这里面最为触动的，大概是《小团圆》，以及《小团圆》末尾九莉梦见邵之雍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的那个梦。
她大约在异国很寂寞吧。
再次读她是某次不期然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小小的泛黄的《半生缘》。距第一次读《十八春》的时候已经十八年过去了。再读的时候仿佛跟着书中每个人都活过一遍。薄暮时分读完了结尾。所有令人不快的的政治因素都从这本小说中剔除了。每个人物按照他们自身的性格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过完了余生。丑陋的愈加丑陋，软弱的始终软弱，温暖的一直温暖，坚强的没有缺席。他们都重新做回了自己，连命运亦如此。狂喜与感动攫住了我，就好像过了十八年，你收到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已经不能用珍贵来形容了，它是无价的，它是伟大的，它甚至可以说是不朽的。
这种伟大和不朽并不仅仅是指改动小说这件事。作为一个天才小说家，这种文字上的改动于张爱玲而言并非难事。难的是十八年间的跌宕之路后，她仍然信心念念于这部令她不太满意的小说，最终在十八年后遵从本心给了它一个完美（小说意义上的）的结局。
这种伟大和不朽更指的是，我想，用张爱玲本人的话来回答最为合适。她在另一部短篇小说集《惘然记》的序中曾提到：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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