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曾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作者在这本书中所细致叙述的公元1587年前后的史事细节也在试图梳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揭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明清的主要原因。不论是消极怠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精明干练大胆革新且严格坚定的张居正、老成持重敏感谦卑的“和事佬”申时行，亦或是求实革新脚踏实地的才能将领戚继光、不惧牺牲为国尽忠为民服务安贫乐道的模范官僚史海瑞，还是自相冲突流转于伦理道德与功利现实间的哲学家李贽，都在间接呈现时代的弊端，都在暴露当时当日背景之下难以逆转的时代悲剧。
万历皇帝
这是一位年少登极、至1587年已即位约十五年的皇帝。年少无知已为九五之尊，然而在9岁的懵懂年纪自然只是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对各项政事、行仪事务的处理全赖身边人的协助指导与操控，也才对首辅张先生及“大伴”冯保有特别的尊敬与特殊的情感。十五年来的御宇经历及经验、长期以来敬天法祖任务与传统习性的熏陶都让万历皇帝对政务的处理得心应手，当然他也会有自己的爱好与追求，但也会逐渐认清现象之后的本质。因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他，实际上也缺乏行为处事与个性发展的自由，譬如他对心爱女人及其孩儿的偏袒、亲率禁军操练的热情、对百官的任用与弹劾等，无一不受到文官集团的牵制与影响。既而也导致曾经有着励精图治热情的青年皇帝对各种争论与答辩了无兴趣，对一切保持怀疑，同时他对生活的厌倦亦已经越出内心而要开始见诸行动，对诸事都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无为以终。而这样的转变即可看作是发生在似乎及其普通的万历十五年。
首辅张居正VS申时行
这是两位处事方式截然不同的首席大学士，张居正在任期间，严苛坚决，主张振作与革新，行为处事一丝不苟、极其认真，也惯常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不作退步、自信过度。他最大的错误也在于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忽视了伦理道德“阳”皮下的“阴”面，小觑了文官集团层层相扣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而申时行的机智之处则在于具备了清晰的现实感，他主张阴阳的调和，积极充当和事佬，老成持重，用恕道待人，期望各人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然而这样温厚的致力于调济折衷的忠臣却也在以后卷入争端、进退维谷，甚至被人批评为放弃理想以妥协为前提的政客，而其缘由则在于阴阳的难以调和之弊、在于个体私欲的难以消除之性。最终，张老被诸多廷臣参劾，被扣下了欺君毒民、结党营私等重大罪名，即便在其死后反张运动亦持续进行，以致家财全然被抄。而和事佬申时行亦时常受到反张运动的不良影响，纵然其聪明宽厚，但依然没能逃过文官集团内私欲所带来的伤害，披上“卖友误君”的污名，以致自行辞职、惨淡收场。
模仿官僚海瑞VS才能将领戚继光
每每谈到安贫乐道的清官史海瑞，总能有难以言说的敬佩之情，敬佩在于他对伦理道德的推崇、对原则的坚守以及对国家的忠诚与奉献，他居官风历、敢于忠言诤谏，极端廉洁极端诚实，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亦是对国家与人民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官员。“难以言说”则在于正如书中所提，这位官员也极端吹毛求疵，为人处事显得过于偏执，因而也成为官员们心中的大麻烦。然而也不得不注意到，海瑞的志不能酬也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与他未能立足于现实关系重大。在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大帝国内，伦理道德乃治国理政的根基，不尽完善与匹配的司法制、财政制度、法律制度以及不够先进的技术等都导致了政府管理与社会运作的低能低效，也即成为了子民及社会共同发展的滞碍所在。
而戚继光的聪明之处则在于他具备清醒的现实感，他清楚地了解本朝的现实情况，了解文官集团的阴阳面，他的宏图壮志的设计与施行都立足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因此他也实现他的一些丰功伟略，得到了诸多夸赞与认可。总之他的求实精神更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即便有革新也不会与传统距离过远，更不大事声张，他也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也许这也是他后世为人所道而少为人诟病的一大原因。
总之，万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至此已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调合，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无分善恶，但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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