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的外交胜利

外交胜利

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外交官顾维钧据理力争、慷慨激昂（陈道明《我的1919》）。据说与会的欧美列强代表深受震动。

随后，由于北洋政府没有做好保密工作或故意泄密（其实是一样的），因此爆发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群众的外交抗争，完成了顾维钧在会场上尚未完成的工作。

国际条约是否应该遵守，不在于是否公平，不在于是怎么签订的，不在于条约的内容是否令其中一方不高兴。而仅在于条约合法与否。

如果说北洋政府如小偷般盗窃偶然成功了，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就是暴力程度低于义和团、策划层次高于义和团的外交行动。

国民政府北伐占领汉口、南京、上海等城市后，各地群众往往“自发”冲击英国等欧美国家的租界，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已经不再重复顾维钧式的真情演绎了，列强收到的答复，无一例外，国民政府官员均表示事先毫不知情。

一战后的国际社会，对于所谓殖民主义这种赔本买卖，英美等列强，早已不再象当年义和团时代般义愤填膺。列强的退出，意味着势力均衡不复存在，东亚大陆成为苏俄策反与控制的重灾区。日本与苏俄不同，类似列宁这种所谓“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实际上却同时扶植与策反国、共、冯玉祥、北洋的行径，日本人是做不出来的。日本的矛盾角色，就是一方面纠结于废纸般的所谓“文字协议”，另一方面确实也蠢蠢欲动，新晋强国总是希望能额外拿多点。

顾维钧是职业外交官，外交官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要据理力争，而且要懂得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外交技巧，维护好国家权益，这些都是职业外交官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至于外交官付出努力后的结果，不属于普通外交官员的掌控范围。

顾维钧的外交胜利，向来就被过分渲染与夸大，以致成为外交神话，仿佛顾维钧几乎凭一己之力，扭转了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最初的不利局面。其实解读顾维钧的案例，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史料的支持与分析，仅凭常识，就足以揭开神话的虚假性。

如果战国时的秦国向韩国或魏国提出领土要求，在虎狼之师的秦国大军兵临城下之时，突然出现不可思议的画面：韩国或魏国的使者到了秦军大营，向秦军将领据理力争，并在声泪俱下的情绪下，告诉秦军将领，秦国要求割让的领土，对韩国或魏国多么多么重要，韩国或魏国人民从感情上，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事实。秦军将领最后被打动与感动了，同意退军。

显而易见，这种画面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同样的逻辑，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神话故事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同事无所作为的表现，反而符合符合常理与生活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