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青

我今天要说的这位最后的知青，并不是那位在东北呆了四十多年才回到北京的知青，我也并不认识人家，所以关于那位知青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写的故事。我要说的这位最后的知青是在我们村插队的最后一位知青。

在我小时候，村里先后来过好多批次的知青，在我的印象中那些来村里插队的知青都是些快乐的年轻人。因为我们村有专门的地方给那些知青生活，我记得当时在村子的东南面的山坡下有一个林场，那林场并不像人家别处的林场那么大，我们村的林场那时候也就只有几百亩地，而且林场里也不全是树林。林场里有一些果树，林间还有一些地是种庄稼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林场应该叫作农场更符合它的功能特点。

那林场里有好几栋房子，都是瓦房，石头墙，那样的房子在当时我们看来都是非常高档的房子了。平常在村子里，只有日子过得非常好的人家，在儿子结婚的时候才能建一栋那样的石头墙的瓦房。如果那样的房子里再装上电灯，那就更高档了。到了晚上，在这样的房子里开着电灯，让我们感觉有种金碧辉煌的感觉，比我们平时在低矮的草房子里点着昏暗的煤油灯好了不知道有多少。甚至那时候煤油灯都是奢侈的，我们一般的人家连煤油灯也用不上，因为煤油在那时候也属于紧俏商品。

我记得那时候每到村头大喇叭里通知说公社的供销社里有煤油卖的时候，大人孩子就拎着玻璃瓶子到公社的供销社门前排队去买煤油。有的时候排上一两天的队，等到的却是被告知这次的煤油已经卖完了，等下次再有煤油的时候再来排队购买，可是那个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家都是用棉籽油或豆油作为灯油来点灯，这样的棉籽油或豆油点燃后的烟太大了，要不了多久屋子内就被熏黑了，人的鼻孔里也都是灰，晚上写作业的孩子也因为灯油的烟熏得流泪，睁不开眼，好在那时候学生作业不多，而且就是那不多的作业也没有几个孩子做。所以老师也不会布置太多的作业，因为老师们怕被家长骂，因为家长们认为该学的都在学校学了，还要做什么作业，肯定是你老师在学校没认真教。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家长们怕点灯浪费油。

那些知青就住在那样的房子里，我曾经跟着村里人到过那房子里，我都想赖在那样的房子里不走了，我那时候就想，等我长大了娶媳妇的时候，我也让我的父母给我建一栋那样的房子。

那些知青白天会三五人一组到生产里参加不同的劳动。不过他们一般也不做什么重体力劳动，我看他们都细皮嫩肉、细胳膊细腿的，我就知道他们也干不了啥活，因为我们村里的那些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大姐姐们都参加劳动了，那些大姐姐们的胳膊能顶那些人两个粗，那些知青和她们相比就好比是一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和一块山地里刨出来的大山芋，一个嫩得能掐出水，一碰就断，一个在硬地上摔几个来回都不会流水，也不会烂，顶多破点皮。

他们劳动了一天就回到那林场的几栋房子里，早已有生产队专门安排的人给他们做好了饭菜。他们吃完饭就在林场里唱歌、跳舞，我就知道他们白天肯定没干什么活，不然早就累得像我们村的那些大人们一样，连饭都不想吃，也不愿洗脸洗脚，回到家就躺在床上睡下了，他们太累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羡慕那些知青，他们不用做太重的活，他们吃的也比我们村里人吃的好，他们那么快乐。我想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做知青。我可是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时，他们嘲笑我说：你个土包子也想当知青，人家知青都是街华子，你还想学人家当知青，你就好好当你的土包子吧。我那时候也知道他们说的街华子是指城里人，我也知道土包子就是我们这样的村里人。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幻想着成为知青了。

但是知青却成了我活着的目标，我经常坐在村头的路边看那些知青从林场到村里来劳动，又看他们从村里干完活回到林场那几栋房子里。我掌握住了他们上下活的时间，一看快到了那个时间，我就到村头的路边坐着看知青。这成了我一段时间内很重要的一件事，重要到比跟村里的二蛋、秃老亮等几个小伙伴玩还重要。虽然他们几个家伙总是敢从村里的菜园里偷番茄、偷黄瓜，从果园里偷苹果、偷梨，他们偷来后就分给我吃。因为我天生胆小怕事，从不敢去偷，而他们几个胆子大，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就比如二蛋，他敢偷他爹的烟吸，还敢偷他娘藏的鸡蛋，那些鸡蛋是他娘藏起来留给他爹吃的。虽然二蛋偷他爹的烟、偷他娘藏的鸡蛋经常被发现，每次被发现后都会被他爹他娘揍得鬼哭狼嚎，但他仍然敢偷。我有时候很羡慕二蛋，也想学着他偷东西，但我不敢到外面去偷，可是我们家又没啥可偷，我父亲不抽烟，我们家也没有鸡蛋。

我也记不清村里先后来了几批知青，我也记不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除非几个在村子里有突出表现的人，这些人我有时间再给大家单独介绍。

但我能清楚地记得我们村的最后一位知青。这位知青比那些知青来得晚，他来到我们村里的时候，村里成批来的那些知青的最后一批正在回城。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春天的中午，那天天已经很热了，我赶着几只羊从山上放羊回来。由于天气很热，我把我那件黑棉袄脱下来披在一只公羊的背上，因为我那棉袄穿了一个冬天了，棉袄大襟上经过一个冬天的摧残，上面结满了鼻涕、饭菜、泥土形成的疙巴，厚厚的一层，使那原本就在这燥热的春天显得很厚重的棉袄此刻更重了。我就赶紧脱下来让那只公羊驮着，因为我看那家伙平时欢实得很，有劲得很，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我就只能光着个上身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棉袄里是没有内衣的，谁有钱舍得买件内衣呢？但是我的下身仍然穿着棉裤，因为我总不能光着屁股吧。

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好笑。

我走到村头的时候，正好有好几辆大票车停在那里，就是现在说的大客车，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坐那样的车要买票，所以我们都叫它们大票车。那时候正好那些知青在等着上车，他们都带着行李，看样子是要回城里了。

我的到来让他们突然兴奋了起来。有几个人一边用手指着我，一边说着什么，有的人捂着嘴笑，有的人甚至一点都不掩饰地开怀大笑。我赶忙低头看看我的裤子，我以为我的裤子掉下来了，因为那棉裤是用松紧带的，那松紧带用了一冬天了，早就不紧了，我得不停地往上提提裤子，不让它掉下来。彼时因为天热，因为出汗，要是不低头看，我都不能准确感知那裤子是掉了还是没掉，所以我得低头看看，好在当时我的裤子还没掉下来。我想他们大概是在笑我穿着棉裤光着膀子吧，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已穿了单衣，只有少数人还穿着一件毛衣，毕竟是春天，早晚还是有点冷的，所以我早上出门放羊的时候还是穿着棉裤棉袄，因为我们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我们只有冬夏两季的衣服可穿，冬天就穿棉裤棉袄，夏天一件单衣就行了。甚至干脆只需要穿个短裤，连单衣都省了。

我没想到那次是和知青们的永别，虽然我和他们不是很熟。但由于他们在我们村呆了那么久，我也知道他们很多人的名字，他们也是认得我的，因为我吃过他们给我的糖，我对他们还是有点感情的，所以他们走后我伤心了一段时间。

没过多久，村里又来了一位知青。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并没有其他的知青和他一起来村里插队。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所以生产队并没有安排他住到原来的专门给知青住的那个林场的房子里，我想大概是生产队觉得不值当的再专门派一个人给他做饭吧，或者是他胆小怕事，和我一样，一个人不敢在林场里住吧，因为那林场在山脚下，离村子有一里多地呢。他被安排住在了村里一户人家里，和那家人同吃同住。那家人算是村里过得不错的，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多，而且成分好，他住在那家人家里应该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吧。当然这是我自己认为的，我觉得既然是让知青下乡插队，就是要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平时在村子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生产队长应该知道，但他从不叫他的名字，队长都是叫他王同志，而且队长对他从来都是很客气的样子，从不会像从前对待那些成批次来的知青那样，那时候他都是喊那些知青“唉，你”，或者是“那孩子”，这个“那孩子”可不是我们平时说某个孩子那孩子，我们说的时候是带着点温柔、抚爱，队长嘴里的“那孩子”其实是带着点怨气和威慑的。但队长有时也会叫他们的名字，尤其是对女知青，那算是尊重你了。

知青住在那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家有两个男孩子和我差不多大的年纪，他们都是叫那位知青王哥，我问过他们那知青叫什么，他们都说不知道，他们的爹娘也不知道那位知青叫什么，他们说他们的爹娘在家里都是叫那知青同志。

那位知青说是住在村里那户人家里，但他其实是单独住在一栋房子里，因为那家人除了有一栋主房外，还有一栋房子，只不过只是一间单独的屋子，那位知青没来之前，他们家是用那间屋子养羊的。那知青来了后，他们家的羊就养在院子里了，临时搭了一个草棚子。生产队又专门找木工给他做了床、柜子、椅子等家具，所以他实际上还是单独住的。

那知青也并不参加村里的劳动，我也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干什么，而且经常好多天不见他回村里来。我是清楚他的每次回村情况的，因为虽然那些成批次来的知青都回城了，但我仍然喜欢到村头的路边坐着，虽然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那些知青了，但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看到这位知青的。

确实也有很多次我看到那位知青从村里走出去，也看到他从外面回到村子里，每次我见到他都会像他借宿的那家的两个男孩子一样叫他王哥，他也朝我笑一笑，但并不答应我，我就把他的笑一笑当做是答应我了。

我唯一见过他在村子里干的活就是到村头的水井里挑水，但这却成了村里人的笑料。那时候我们村里有两口水井，吃水都是要到这两口水井里挑水。我们挑水的时候需要把水桶下到水井里打水的，这是个技术活，需要一点技巧。要是天气不太干旱的时候，水井里的水位比较高，一般用挑水的扁担头的钩子勾住水桶，将水桶放到井里，双手拿着扁担的另一头，当水桶放到水面的时候，双手晃动扁担，让水桶的口朝下，进入水里后迅速拉动扁担，这时候水桶里就灌满了水，再拉着扁担把水桶提到井口来，这就打满了一桶水。如果遇到干旱的时候，当然在我们村这样的丘陵地带，大多数时候都很干旱，这时候水井里的水面就很低了，扁担的长度不能够到水面，只能用一根绳子拴在水桶上面，像前面一样放到井里打满水。

但他并不会这样的技巧，我见过他挑过几次水，每次都费半天工夫，我见他一次次把水桶放到井里，又一次次拎出空桶。要是用扁担的话，他大概率是会把水桶丢到井里去的。即使他打满了两桶水，挑起来往回走的时候，那扁担好像不愿意呆在他的肩膀上，不是往前跑就是往后去，甚至左右摆动，最终那扁担就掉下了他的肩膀，两桶水也扔出去了。

我知道那个知青的名字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记不清是他在我们村多久之后了，我只记得有一天我正在村子里玩，就在他借宿的那家门口。这时候有一个人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后座上带着个绿色的大包，包上有几个字，我那时候并不认识字，但我知道那是送信的，上学后我才知道那包上的字是“邮递”。那个骑车子的人站在那家人门口喊了几声“有人吗？”，直到他确定没有人在家，他才发现在他面前的我，大概我的个子比较矮小，又黑不溜秋的，不注意看的话，猛一看和那些满村跑的猪啊、狗啊差不多，这不他看到我的时候就很惊讶，他说：咦，这还有个…人，唉，小孩，你是这家的吗？我说不是，他又问我认识王*海不，我说不认识，他又说：他不就在这里住吗？是个知青。他一说知青，我就知道他说的是王同志了。那那人从屁股后面的包里拿出一封信，指着信封告诉我：把这个拿着，等这个人回来交给他。我说行，但他不放心，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伸出两个指头，问我是几，我说是二，他又伸出一只手，问我是几，我说是五，然后他又伸出两只手，问我是几，我说是十。然后他好像放心了一点，站起来骑上车子准备走，可是又回过头来交代我：你一定要交给王*海，别人谁要都不给，我给你买糖吃。然后他就骑车子走了。我还在想他为什么要让我查数呢，他又不是老师。

正巧那天下午那位知青回来了，我在村口看到他，把信交给了他，他摸了摸我的头，笑一笑，和平时在村头我喊他王哥一样，只是笑一笑，并没有和我说话。我看到他拆开那信看了起来。我感觉他很高兴，但是又哭了。

第二天就听说那位知青要回城里了，而且听说是回到很远的南方的大城市，没几天他就真的走了。我那天看到好多人来接他，来了两辆吉普车，那些人很有权威的样子，连队长在他们面前都低三下四地不敢说话，但他们对那知青却很客气。帮他拎包拿行李，后来他们就上了那两辆车走了。

曾经多年后我常常想起那位知青，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我也曾经问过别人，但大家都不知道，可能在我们村只有队长知道，但队长也早就作古了。

而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也渐渐淡忘了那位知青，我能记得的最清晰的也就只剩下了他挑水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