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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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是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相对于外郭，城又被称为小城、内城，指的是被圈围起的聚落的一部分空间。郭的存在以城为前提，没有（内）城，郭则无从谈起。"大都无城"之"城"，指的就是这种聚落外围的城垣，即后来的外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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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西周时期都邑的布局已初具内城外郭的雏形，但罕见郭城城垣。当时的都邑遗址大都由宫庙基址群及周围的广大郭区（含一般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等）组成。早期城市中有松散的郭区而无外郭城城垣的现象，在文献中也有迹可寻。
中国古代都邑城郭形态一览表
中国古代都邑城郭形态一览表-续
二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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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00年前后，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先后衰落，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出现于中原腹地的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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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其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殿区的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都拱卫在其周围。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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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900年前后河南新密新砦大邑的崛起，具有里程碑意义。新砦大邑走向兴盛时，其他龙山城邑已经衰落甚至废弃。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给数百年来中原地区城邑林立的争斗史画上了一个句号，表明较大范围内社会集团间的整合历程已拉开序幕。新碧集团的崛起，是二里头时代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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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时代聚落形态上最大的变化，一是中心聚落面积的大幅度提升，由龙山时代的10余万至30余万平方米扩大到100万〜300万平方米；二是基本摒弃了龙山时代普遍筑城的传统，代之而起的环壕，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防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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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期的设防聚落一改龙山时代城垣辅以宽壕（宽10米左右或以上）的传统，在聚落内部流行窄环壕（宽5米左右）以明确功能分区，聚落外围则流行宽环壕。窄环壕实际上是聚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居民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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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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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至西周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邑规划的总体指导思想，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实际布局则是以"大都无城"为主 流。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是城郭兼备而且内城外郭，则全城中轴线基本上无从谈起。真正意义上的全城中轴线的出现，要晚到曹魏邺城和魏晋洛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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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的主体建筑虽已多有按中轴线布置的意向，但大多还是着眼于宫殿区局部，对于宫殿区以外的建筑并无严格的规划和安排。秦汉都城仍沿袭东周以来城市建设因地制宜的传统，也未形成如后世那样具有明确中轴线的、方正规整的布局模式。
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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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构成商代考古学的主体。在二里岗时代，具有都邑性质的郑州城和假师城都围以城郭，有极强的防御性，而其近旁及外围又分布着若干城邑，都应是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而有计划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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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岗文化阶段，郑州开始出现大型都邑，中心区兴建起了周长近7公里的夯土城垣，现已究明其属于内城，城圈面积达3平方公里。在内城南墙和西墙外600〜1100米外，又发现了外城城垣，由西南至东北，对内城形成环抱之势，外城加东北部沼泽水域围起的面积逾1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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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城确信应是商王朝的一座都城遗址。只是对各类遗存的存灭时间，以及与之相 关的立都时间和它与偃师城的具体历史归属与定位的认识，尚存异议。学者们推断其应为商代中期仲丁所迁之隞都，或为商王朝初期成汤始居之亳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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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城遗址坐落于洛阳盆地东部，南临洛河，北依邙山。西南距二里头遗址约6公里，西距洛阳市约30公里，东距郑州城约110公里。郑州城和偃师城是大体同时的两座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都邑级遗址。很可能，郑州城为主都，偃师城是军事色彩浓厚且具有仓储转运功能的次级中心或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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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郑州城和偃师城的兴起与兴盛，在二里岗王朝的中心区域郑洛地区及其附近，以及二里岗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区，较为集中地出现了若干城址。如新郑望京楼、荥阳大师姑、焦作府城、垣曲古城南关、夏县东下冯、武汉盘龙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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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岗期商文化区中心周边的城址跟随着中心城址废弃的现象，说明了这些城址不具备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它们是当时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政权的城邑，而不是间接控制的诸侯国（方国）的城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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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晚期以安阳为中心的政体显示出商王室政治影响力复苏，但始终无法获得像二里岗时期那样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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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代都邑相关的遗址，目前已知有4处，即郑（州) 洛（阳）地区的郑州城、偃师城、小双桥遗址和安阳地区的殷墟遗址群，后者包括洹北城与洹南殷墟。作为都邑的殷墟遗址群始于以洹北城为重心的时期，由洹北向洹南的转移是都邑内活动重心的变化而非正式的迁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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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郑州城、偃师城为代表的商代前期的都邑布局（宫城+郭城），与商代后期以洹南为中心的安阳殷墟有较大差异的 话，那么洹北城可能正处于这两大模式的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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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隔了约200年军事攻防色彩浓烈的二里岗时代后，殷墟的聚落形态又呈现出与二里头都邑相近的状况，并正式进入了直到西周王朝结束近500年"大都无城"的阶段。
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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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王朝的都城丰京和镐京遗址，地处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丰京在沣河以西，镐京则在沣河以东，两者隔河相望。武王继位后虽迁都于镐京，但丰京并未放弃，整个西周时期，丰京和镐京同为周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实际上是一座都城的两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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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年，周王朝就着手在洛阳营建东都洛邑，以此作为经营东方、巩固政权的重要基地。西周时期的洛邑究竟是一城，还 是分为王城和成周两个城邑，具体位置何在，长期以来莫衷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成周即洛邑，而西周时期并无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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瀍河两岸这一西周遗存的集中分布区与《尚书》等文献所载洛邑的位置相吻合。总体上看，上述文化遗存兴盛于西周早、中期，到西周晚期已衰落，这里应即成周（洛邑）。但在瀍河两岸一带迄今并未发现夯土城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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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曲阜鲁都、临淄齐都这样的西周时代的“大都”，其都邑布局与周原、丰镐和洛邑的王朝都城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大都无城"应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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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城郭布局的兴盛和形态化，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似乎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非都邑单线进化史上一个必然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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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城址大规模的增筑和改建，使许多春秋时期的城址遭到破坏，因此我们对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都邑面貌的认识较之战国都邑要薄弱得多。依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推测，"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是春秋都城布局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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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郭布局由春秋到战国的变化，可概括为从"内城外郭"变为"城郭并立"。就城、郭的相对位置而言，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宫城在郭城之外，如临淄齐故城、邯郸赵故城等；二是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如曲阜鲁故城、新 郑韩故城、易县燕下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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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至战国早期的秦国都城雍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南，地处关中平原西部的渭水北岸。雍城目前仅发现一道城垣，年代要晚至战国时期。城内的大部分区域都发现有大中型建筑基址，一般被推定为宫室建筑。东周秦国乃至秦代都邑具有较为鲜明的特色，它们采取"非城郭制"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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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王城的城墙始筑年代是战国时期。从春秋遗存的分布上看，平王东迁之王城 也应在遗址范围内，只不过春秋时期的王城没有郭城。春秋时期，至少在名义上延续周王朝国祚的周王城，在聚落形态上也延续了西周王朝都邑"大都无城"的布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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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之前的晚期晋都新田，在西周时代的"大都无城"和东周时代的城郭盛行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晋都新田无郭城，"品"字形宫城是晋公直接控制区；北、西、南有汾、浍河流经，东面小城应属晋卿所筑的"卿城"，足起郭的作用；整个都城坐北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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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相对强盛的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大都无城"的状态，并未随着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的到来戛然而止， 而因其历史惯性有所残留。到了兼并战争更为惨烈的战国时代，“大都无城”的现象才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进入了一个“无邑不城”的新的发展阶段。
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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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的城郭布局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惠帝筑城时是先以城池为郭，及至武帝时人口剧增，遂"以城中为小"，在城外兴筑建章宫、扩展上林苑等，城外亦多居民，遂以渭河和漕渠为郭。"郭"有一个扩大的过程，并从延续战国时代大立郭城的传统，转变为内城加郭区的"大都无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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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建设初期选择东向布局，是由于先秦时期许多地域流行尚东和尊右。 也可能是战国时期逐渐流行阴阳五行学说在汉代的反映。 汉长安城在西汉晚期出现的城市南向布局，可能主要是在周礼等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古礼等儒家思想的主持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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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都咸阳是一个缺乏统一规划思想指导的不断扩展的开放性城市，其范围从渭北逐步扩大到渭水以南，最终形成了横跨渭水两岸的规模，而其外郭无垣。直至秦末，秦都一直处于建设中，范围不断扩大，整个城市的重心也有南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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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洛阳城的都城朝向无疑已坐北朝南，规划性比扩建而成的汉长安城稍强。其城圈属于内城，城内宫殿区的面积较大，仍处于以宫室为主体的都城布局阶段。虽有较大的郭区，但并无具有实际防御作用 的郭城城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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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都城的都邑布局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总体上显现出大都无防的格局和宏大的气势，与其进入帝国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是相适应的。
魏晋之后
- 总体上看，从魏晋到明清时代的中国古代都城，具备了下列三个重要特征：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全城大中轴的设计理念，里坊街巷的统一规划。这三者互为表里，大体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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