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出版的《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一书中，许宏以考古资料为本位，倒叙中国古代都城的空间构造，从“无邑不城”追溯“大都无城”。
要而观之，“拥有南北向长距离的都城大中轴线、城郭里坊齐备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阳城和曹魏时期的都城——邺城。再往前，如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时期的都城，就不是那么形制规范、要素齐备了。”此书将汉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都城形态概括为“大都无城”。
“都”和“邑”皆是“人群聚居的地方”。《说文》：“有先君之旧宗庙者曰都。从邑，者声。”《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大都无城”的“大都”，偏指国都。“城”，书中列举了《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中的三种含义：城墙；城墙以内的地方；城市。从城郭的视角看，书中所提出的“大都无城”之“城”，“指的是聚落外围的城垣，即后来的外郭城。”郭，指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
许宏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将中国古代都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实用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诸多因素。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在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北城之前近两千年，“宫城＋郭区”的布局，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
中国古代都邑城郭形态
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城。公元前175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的居民开始在此营建大型聚落。从聚落形态来看，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的典范。
商代的二里岗时代，（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构成商代考古学的主体。）具有都邑性质的郑州城和偃师城都围以城郭，有极强的防御性，而其近旁及外围又分布着若干城邑，都应是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而有计划设置的。以郑州城、偃师城为代表的商代前期的都邑布局（宫城+郭城），与商代后期以洹南为中心的安阳殷墟有较大差异。
终西周之世，在西周王朝的三大都邑周原、丰镐和洛邑，都未发现外郭城城垣遗迹。
春秋战国，突显防御功能的城郭布局，在诸国之都应运而生。由于历史惯性，春秋时期的若干都邑还保留着西周时代“大都无城”的形态，并未构筑起外郭城的城墙。战国时期城郭并立，形成将宫城迁至郭外或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的新布局，这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秦汉都城的都邑布局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总体上显现出大都无防的格局和宏大气势，与其进入帝国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是相适应的。秦都咸阳，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秦咸阳外郭城城墙尚无考古线索可寻。西汉长安城有一段关于“内城”还是“宫城”的公案，许宏倾向于因为礼制等原因，“汉长安城从原来的东向转变为南向”。此时，都城的形制依旧不那么规范。东汉洛阳是最后的无郭之城。洛阳城坐北朝南，城圈属于内城，以宫室为主体，有较大的郭区，但并无具有实际防御作用的郭城城垣。
魏晋以降中国古代都城有三个重要特征：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全城大中轴的设计理念，里坊街巷的统一规划。已进入礼仪性城郭时代。
由前述分析可知，二里头至西周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邑规划的总体指导思想，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实际布局则是以“大都无城”为主流。究其原因，有说法是：古之君王重文德教命，而邑无城垣，虽不利战事，但利于教命远播。郑若葵提出“族邑模式”解释为何殷墟无外郭城：“殷墟这一大邑聚落是通过星罗棋布式的小族邑簇拥着王族城邑而构成的。……这层层族邑的沟通联结，形成了似无实有的聚落人墙，起到了聚落屏障或城墙的作用。加上殷墟时期的国力强盛和王权的强大威慑力，故殷墟都城很可能是没有外国城墙设施的。”
传世文献表明周尚文，讲究以文化之，重教化礼仪，并且在分封制下，诸侯国就是天子的屏障。顾栋高说：“或曰：周室封建在德不在险，信乎？曰：此为后王守成者言之也。”城市空间布局，大体出于当时政治生活的考量。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所谓实用性与礼仪性城郭的分期，也只是以其主要侧重点而言，并非决然割裂。
在《许宏谈考古学视角下的早期中国》中，许宏强调：“考古学不完全是实证的学问，更多的是一种阐释。这一点能够被公众所接受，是我们考古人最大的欣慰。”我想也不必立马要求一个精确的答案，因为精确不等于准确。耐心理清考古材料，不下定论，也能给学界带来很多启迪。赵汀阳就在《<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选编代序》中表达了一种有趣的推测：“许宏先生的《大都无城》一书说明了早期中国众多方国的都城尚未发展出作为战争防御功能的城墙，这似乎意味着那时各地部族有着基本的安全感，并非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紧张状态，因此也暗示着当时并不经常发生致命的部族决战或大规模战争。总之，各地文明之间存在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格局使得知识和文化学习交流的诱惑大于战争的冲动，这有可能是中国文明得以形成和平主义基因的一个客观条件。”
我对考古一无所知，但这本书读来毫不晦涩难懂。许宏曾坦言：“就像人家评价我写的《何以中国》时说的那样，尽管我的文笔是通俗活泼的，形式是图文并茂的，但是态度是比较严谨的，观点是偏于保守的。”他很清楚自己作品的风格。书中极少引用传世文献，“我的思考很明显是考古学本位的。文献话语系统和考古话语系统的契合点只能是甲骨文，在此之前试图对这两大系统进行整合的，都是推论和假说，都不是实证性研究。”他前一阵子在微博上分享了一段罗泰的话，说得更为明了：“我发现，中国很多考古学家写关于考古的文章时，会先重复文献历史早就研究出来的很多内容，然后才把考古的内容加进去。其实并不需要重复那部分的，人家看别的书就行。我并不否认文献历史，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而且没有这些，我们理解考古材料肯定会有错觉。可是考古的材料毕竟是新的，而且它对文献历史可以补充一些新的观点。当然，考古学材料有很多遗漏，但文献材料遗漏的也非常多。考古的材料常常刚好让我们能够看到文献的材料没有提到的事实；文献材料虽然能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考古材料的一些方面，但它也常常限制学者们探索考古材料的方向，这是一种可惜的现象，也带有一定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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