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西方文明从非西方文明、从中国文明中借鉴了大量的东西，所以后来才有了西方的崛起。今天也一样，不同文明之间应该提倡互学互鉴。中国文明也从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中借鉴了很多东西，所以才有今天我们中国全方位的崛起。
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习主席赠送了一份礼物，一本1688年，也就是17世纪末法国出版的《论语导读》，法文版的原著。马克龙还特别介绍说，《论语》早期的翻译和导读，曾经对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和一些其他思想家都产生过“启发”，我觉得这个讲法还是实事求是的。他也知道，17、18世纪，中国哲学对法国启蒙运动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本《导读》原著据说仅两本，一本送给了习主席，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另一本保存在法国的博物馆里。
今天“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仍然很大。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西方中心论”还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许多中国人也深受其影响，因为这样的原因，自信不起来。
历史上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等等，曾经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后来又为历史终结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年，海内外唱衰中国的观点，追根溯源，几乎都源于“西方中心论”，以及后来从其中延伸出来的“历史终结论”。因此，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树立“四个自信”，我们要从源头做起，正本清源。
“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主流叙述大致是这样的，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到漫长的中世纪，然后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后又产生了工业革命、民主制度、现代世界、现代性等等。
实际上，这个主流叙述是欧洲崛起之后，十九世纪才形成的。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他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这肯定是错的。但是他在后来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是对的。他说如果统一的、中立的中央政府，是现代国家的标志的话，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
福山认为，中国在战国后期已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它的基本标准就是统一和理性化的官僚制度，官员升迁依靠的是能力，而不是欧洲历史上长期实行的世袭制。福山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些现代国家的要素，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就存在了，这比欧洲早了1800年。他还说秦代中国的官僚政府，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加系统化，中国人口受到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远远高于罗马。我觉得福山的这个解释是客观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解构。
中国学者朱谦之也认为，文艺复兴在16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绝不是偶然的。当时的欧洲国家和中国接触最多的就是意大利。在13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为媒介，给欧洲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中国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文化传入意大利，最早是丝绸、青铜器、瓷器等等，然后是纺织技术、造纸技术等等，都通过意大利传到了欧洲。
美国学者莫里斯·克里斯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他说《马可·波罗游记》不只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一部启蒙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是发聋振聩的，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广泛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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