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每个人具有的、并只能为他自己所实践的一种亲身体验。至少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任何人，在他是一个小孩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或是一个成年人时，未以一种基本的方式体验过这种情感。
弗洛姆认为，任何艺术的实践，都有一些一般的要求，不管我们所讨论的是木工艺术也好，医疗艺术也好，还是爱的艺术也好。首先，对一门艺术的实践，需要有约束感。如果我不是以一种约束的方式来实践这门艺术，我决不会学好任何东西。
只有当“我心情愉快”时，我所做的任何事情，也许才会成为一种美好的或令人惬意的消遣，但是我决不会成为那门艺术中的大师。然而，这个问题，不仅是在特殊的艺术实践中的约束感的问题，例如，每天实践一定的时间，而是在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中的约束感的问题。
一个人也许认为，对现代人来说，再没有任何东西，比约束感更容易学会的了。现代人不是以一种极力约束的方式在严格地规定化的工作上每天花上八个小时吗？可是，这个事实是，现代人除了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以外，就极少有自我约束感。
他一不工作，就会变得懒散或无精打彩，若用一个较体面的词儿来表达的话，则是“放松一下”。这种懒散的欲望，主要是对常规化的生活的一种反作用。人被迫一天花八小时来消磨自己的精力，他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目的、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工作，而是单调和常规性的工作安排和控制人的生活目的和方式。
正因为如此，他才反抗，并且，他所采取的反抗形式，往往是婴儿时期的一种自我满足。此外，在反对专断主义的斗争中，他对一切约束感，包括非理性的权威所强加的约束感以及他给自己所规定的约束感，慢慢不相信了。然而，生活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感，就会变得松懈散漫、毫无秩序、缺少专注感。
弗洛姆说，专注感，是掌握一门艺术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任何一个曾试图学会一门艺术的人，是了解这一点的。但是，专注感更有甚于自我约束感，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很少见的。
相反，我们的文化却鼓励一种分心而弥散的生活方式，在其他任何地方，这种方式是无与伦比的，你一下子做很多事情，诸如阅读书报、听收音机、聊天、抽烟、吃饭、饮酒、喝茶。你是有一个宽大嘴巴的消费者，你渴望，同时也乐于吞咽一切东西——图画、饮料和知识。
这种专注感的缺乏，在我们自己寂寞和孤独的困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坐着不动、不说话、不抽烟、不阅读、不饮酒、不喝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就会坐立不安，一定要使用手或嘴做点什么事情，不然一点都不自在。
第三个因素是忍耐性。任何曾试图掌握一门艺术的人会知道，如果你要想取得任何成就，忍耐性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人想追求快速的成果，他决不会学会一门艺术。可是，对现代人来说，忍耐性像约束感和专注感一样，难于实践。
我们的整个工业体系，正好提倡其反面：“快”。我们所有的机器，是为快而设计的，汽车和飞机很快地把我们载到目的地——越快越好。设计制造的机器，以一半的时间，生产出与较旧较慢的机器所生产的一样多的东西；况且，在质量上要好一倍。当然，这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原因。
但是，正如在其他多方面一样，人的价值，是由经济价值决定的。对机器有用的东西，对人一定也有用——这就是逻辑。现代人认为，他会失去某种东西——时间——假如他办事不很快的话；然而——除消磨时间外，他不知道怎样度过他所得到的时间。
最后，学会任何艺术的一个条件，是对掌握这门艺术的高度关心。如果说，艺术不是具有高度重要性的某种东西的话，那么，学徒们永远学不会它。充其量，他只不过会成为一个不错的艺术爱好者罢了，但决不能成为一位艺术大师。
弗洛姆指出，这一条件，无论是对爱的艺术来说，还是对其他艺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它看起来像是这么回事：如果权衡大师与爱好者之间的差异，那么爱的艺术，其爱好者的比例，比其他任何艺术爱好者的比例都要大得多。根据学会一门艺术的一般条件，作者就必须提出一个更为重要的观点。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轻而易举地学会一门艺术的，但是，可以这么说他是慢慢地学会的。
一个人在着手一门艺术本身之前，就必须学会许多其它的——并且常常看起来不很连贯的事情。一位木工徒弟一开始先要学会怎样放好木样；钢琴演奏艺术的新手，一开始就得练习指法；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艺术中的大师，他就必须一生致力于这门艺术之中，或者至少同它有关系。一个人的身体，在艺术实践中成为一种工具。同时，根据它所达到的特殊功能，他必须保持健康。就爱的艺术而言，任何一个渴望成为这门艺术中的大师的人，开始就必须实践约束感、专注感、忍耐性，乃至他一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这样做。
弗洛姆指出，有一种态度，对爱的艺术的实践是必不可少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只间接地提到它，既然这种态度是爱的实践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直接地讨论这种态度：活动性或积极性。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活动并不意味着“做某件事情”，而是一种内部的活动，是一个人的才能被创造性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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