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靖难之役之后，明朝的藩王中乐善好书者固百不得一，而贪杯好色之徒竟被称“贤王”，且可获皇帝嘉奖。这种光怪陆离、令人匪夷所思之事，源于明代的分封制。那么明初的分封制究竟是如何造就了贪杯好色的“贤王”呢？这需要了解明初设置分封制的根源，理清运行机制，剖析运作后果。
明代为什么实行分封制？
洪武三年，朱元璋将自己的十几个儿子全部分封为藩王。自秦以后历朝历代的政权结构都以郡县制为主，但不乏有朝代复活分封制。西汉的七国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都是分封惹的祸。分封制带来政治动荡似乎已成共识，那么朱元璋难道不知道分封制的危害吗？实际上朱元璋了解这些历史事实的，知道分封制的弊端。那么他为什么要设置分封制呢？
其一，封藩王使宗亲血缘可以成为明朝保家卫国的忠诚力量。因为“国家之大，必树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 分封藩王于边塞，可以镇守边疆。明朝建国后，蒙古仍在漠北有较大势力，如不做好防御，就会导致北疆不稳，国家不安。将军队驻扎在边疆以防御蒙古的反击，是新政权的重要任务。朱元璋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军权配置与人事任命，需要兼顾战斗力与忠诚。任命能力强的异姓武官掌控军事，则难以解决将领忠诚和皇帝信任的问题，否则不是养虎为患，就是不被皇帝信任而被杀。他认为秦、汉、唐、宋的灭亡是因为没有强大的亲藩支持，一旦天下大乱，异姓崛起，中央没有可以依靠和信赖的武装力量。
相对于任命异姓将领的风险，朱元璋将宝压在分封藩王上。朱元璋分封了九个儿子镇守边塞王，其中秦王朱樉，建藩陕西西安府；晋王朱棢，建藩山西太原府；燕王朱棣，建藩北平，其他几个儿子也都是镇守边塞。这也是历史上的“九大塞王”。这实际上就是将军队的忠诚和皇权控制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同姓本家要比异姓更为忠诚，可保江山稳固。
其二，封藩王降低权力交接的困难与混乱。在君主集权体制下，每任皇帝都要面临着权力交接的难题。儿子越多，夺嫡之争就会越激烈。历代皇帝不可能活着时退位，做不到扶上马送一程。那么就要为未来的皇帝扫清障碍，顺利完成权力交接。朱元璋封藩王也是为太子朱标扫清登基障碍，以免发生夺嫡的厮杀。这只是把问题拖后而已，继任帝王们仍然解决做大的藩王。所以在朱允炆继位后，就着手削藩，这也引来的靖难之役。
其三，明代高度分散化的政权结构实现了皇帝的高度集权。那么朱元璋不担心藩王做大成为朝廷的威胁吗？其实这与明代开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朱元璋害怕官僚权力过大，采取了全面的分化做法。明代的政治制度设计在朱元璋的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下废除丞相，将中央层级政权组织分为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并在其下设置了多个平行的部门，以分散权力。尤其是军权的分散，将军队分为五大军，各军都督只管军务，作战时才能统军作战，结果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种分散化的政权结构中，皇帝权力扩张，管理众多行政事务。这种皇帝高度集权的结构下，朱元璋认为有能力控制各地藩王，所以不担心藩王的犯上作乱。
明代分封制的运作及后果？
朱元璋算盘打得好，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并最终催生了贪杯好色是贤王的荒诞逻辑。
各藩王经常与边疆的骚扰力量作战，所以军队战斗力在不断的战争中被锻炼得非常强悍。各藩王兵权强大，明朝实行军队小事专决，大事上报，各藩王就军队内务基本都自主决定。强悍有战斗力的军队就会成为皇帝的潜在威胁，靖难之役实际上就是这种制度的结果。
靖难之役后，朱棣称帝，他深谙藩王对君权的影响，更要削弱藩王。他的措施是藩王，分封不袭土，有爵不管民，食禄不治事，不从参与工商经营。也就是说，这些藩王及其子孙，除了打仗，什么都不能干，没有打仗就做个快乐的米虫。这些“米虫”无以为业，吃喝玩乐，风花雪月，结果就是多生孩子，少种树。孩子越多，封的越多，国家供养的越多。这种做法类似汉代的推恩令，汉代分封连带要分地，明代分封由国家供养。这些宗亲一方面食国家俸禄由国家供养，啥也不用干，精力无处释放，于是就都成了贪杯好色之徒，也失去了对皇权的威胁。
明代分封制最不容小觑的后果，就是增加了财政负担。孩子越生越多，宗亲规模越来越大，财政负担也越来越大。地方田税收入的一半以上都用以供养宗亲，挤压了用于支付地方干部工资的减少。明代最被人诟病的就是干部工资过低，过低的工资待遇加剧了贪腐。
任何制度设计，朱元璋能确立分封制的起点，但是运作后就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朱元璋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君王，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政治与社会尤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制度背离政治社会的运作逻辑最终都会被反噬。所以分封制最终出现了贪杯好色是贤王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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