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百姓生活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单单是通讯方式就有很大的变化。记得在讲《与朱元思书》一文中，我给学生讲，书的意思是书信。学生问“书信”是什么?我被学生问的一愣，现在的学生怎么连书信都不知道！不过仔细一想也是，现在的学生怎么可能知道写信，他们甚至都没见过信的。
记得90年代我在上小学高年级阶段的时候，舅舅离家去天津上大学，那时想要和舅舅联系，问一问寒暖，只能通过书信，而这个写信的光荣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第一次写信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在昏黄的电灯下，我趴在方桌上，我妈说一句，我写一句。当时村子里没有信箱，邮递员都是把信送到村长家里，我妈每次都计算着信到达的日子，估摸着如果舅舅回了信大概哪天会到，就提前去村长家问有没有我家的信。如果舅舅来了信，就像有喜事一样，笑容会在我妈的脸上洋溢好几天，当然读信的任务也光荣的落在了我的身上。第二天我妈肯定去一趟我姥姥家，把我舅舅写来的回信再让我姥姥、姥爷看看，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如果在周末，我妈还会带着我，让我再给我姥姥姥爷读一遍，他们两个在听信的时候，脸上也是洋溢着笑的，那笑容就像金色的阳光洒在我心上。
1997年香港回归那年我考上了县重点中学，村里先富裕起来的人家安装了电话。在寄宿制的学校两个星期或四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有时候遇上天气变化，尤其是天气忽然变冷，没有厚衣服穿，我就估摸着家里有人的时候，去学校的小卖部花钱给有电话的人家打电话，叫街坊叫一下家人，让家人给送衣服来。那个时候心里就想有电话真是方便。
2003年考大学那一年，村子里安装电话的人家多了起来，为了以后跟我联系方便，我家也按了电话。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在同学的留言本上除了通信地址还时髦地加上了家里座机的电话号码。考试完的那个暑假电话大大方便了我跟同学们的联系，我经常打电话跟要好的同学相约出去玩儿。那时已经能通过电话查询高考分数，在高考出成绩的那一天，我第一时间知道了决定自己命运的分数，觉得电话真的很方便。但那个月的电话费也没少交，也引得我妈跟我姥姥抱怨，我后来再跟同学联系也只能长话短说了。
上大学后，第一次离家千里之外，维系我跟家人联系的还是电话，每周末固定不变的必定是拿起电话摁出那一串熟悉的号码，然后在嘟嘟的声音中感受着看不见的信号通过电话线传向家里，直到听到电话那头拿起听筒，耳朵里传来我妈那熟悉的“喂，谁呀？”。宿舍里有电话，但是需要买电话卡。除了跟家人联系，还跟初中、高中的同学联系，跟大学里新认识的朋友、老乡联系，等到毕业的时候光电话卡就攒了一盒子。今年暑假回老家，翻找旧物又找到了那些电话卡：一面是密码及使用方法，另一面是面值和各种图画。大学时候的气息忽然就扑面而来，这电话卡也像邮票一样就有了年代感。我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问我，这些卡片的用途，我说是打电话用的，但生来就接触智能手机的他，是想不明白电话卡的用途的，当然也不理解电话卡上所承载的他妈妈关于青春的情感。
大学年代跟家人朋友联系的方式除了电话还有写信。记得大一刚开学，课余时间在宿舍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拿着电话本跟远方的，散布在全国各地上大学的同学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通信地址，或者是一回到宿舍就有室友拿来一张纸条，说是哪个同学给留的地址。毕竟写信的成本是比打电话低的，写信和收信的感觉跟直接在电话里说也是不一样的。那种寄出信后期盼着收信的心情、久久收不到信的落寞，现在恐怕是再也体会不到了；那种收到信后就像得到宝贝时的激动的心情，和撕开信封、打开折叠成不同样子的信纸时无比激动的心情，就像知道自己中了奖，但还是非常急迫地想知道是什么奖品一样。
大二的时候靠自己课余时间打工赚来的钱买了第一部手机，诺基亚的直板机，蓝色的机身，白色的数字键，很是喜欢。有了手机跟家人和同学朋友的联系就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且还可以发短信。这部手机一直用到我上班，尽管哪里都没有损坏，但周围同事的手机都已经升级换代了，终于在北京的一个商场里买了我的第二部滑盖手机。后来同事的手机有了更丰富新颖的样式，屏幕也大了起来，我的滑盖手机尽管还是哪里也没有坏，但已经觉得跟不上潮流了，在两年以后的元旦，买了一部苹果4。这时候的手机已经能上网了，在这部手机上我开通了微信，为了工作方便还建了微信群：发通知，和学生、家长交流也方便了很多。随着手机的屏幕越来越大，像素也越来越高，出门游玩照相，渐渐的就不再带着沉重的相机了。两年前，还是在我的苹果4没有任何损坏的情况下，我换了屏幕更大、内存更多、上网反应更快、照相更清晰的华为。我爸爸，不惑之年的老头儿，为了能更方便地看到他远在千里之外谋生的女儿和他想念的外孙，去年把他的老人机也换成了智能机，每周六晚上雷打不动地会跟外孙视频通话，并且还学会了发红包、用微信收付款。
二十多年来，从写信到视频电话，通讯方式的改变拉近了人们的距离，远隔千里亦须臾可见。这都是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的便利。感谢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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