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人心随笔

章太炎在《秦政记》中说，秦朝的制度，使得政治行为中有了一套客观的用人标准，起码在制度上不允许“中饱”阶层为了当官而攀亲戚、走后门，实践了韩非“宰相起于州部，将帅出于卒伍”的主张，这对于当时维持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不过即便如此，法制跟儒家的礼、跟道德的结合以后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就是法律条文与社会伦理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很重伦理的社会，修齐治平，一以贯之，以德化民，外儒内法成为统治者的底层思维。

中华文明以农耕经济作为帝国的财政支柱产业，亲亲睦族的社会风气，更有利于对抗河水泛滥、饥荒天灾等突发事件，与工商业文明发达的西方制度相比，我们的文化更强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力量，更依赖中央集权的统一模式。

历史的影响积淀成为文化，文化影响群体的选择，最终决定现实与未来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塑造现在，并影响未来。历史中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