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路情结
中国许多城市都有中华路。
贵阳中华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是老城区贯穿南北交通最为繁忙、商业最为繁华、其形象最得体的一条城市干道。
今天能从史料中查证的只有明代郭子章的《黔记》中描绘的贵阳地形图。那贯穿南北的街道叫“大街”，就是中华路的前身。据说元代有建土城时就有。以后从北门扩出，沿大街北上，那时称“南京街”、“广东街”的，到民国时就并称中华北路了。
又说这条路在明清时简直就是一条牌坊路。林林总总的牌坊达24座。可惜在民国周西成任省长时，为修能通汽车的的马路，竟将街上牌坊一律拆除。大街也因此成为第一条城里通汽车路。民国21年，大街正式改名中华路。
我们家从19世纪的清末，就定居于贵阳。即使不是刻意，自然也会与这条路有说不清的瓜葛。祖父在民国10~12年任贵州省省长公署秘书兼贵筑县县长，刚上任时，正值庄稼青黄不接，设在广东街和盐行街的米市价格陡然上扬，百姓为此恐慌。祖父孙嗣煃到街头查看后，召集米行老板商议，要求下调米价，无果。祖父向省政府汇报后，决定：购米设局平粜。由祖父带队连夜到安顺、平坝产粮区购米，随即拉回城，在大街得南北两个最大的米市设平价供应点。同时在大街张贴出平价供米的告示。如此一来那些米行老板们只得将米价降下来。
后来祖父给我们摆起并总结到，只要中华路不乱，贵阳山城就乱不起来的。这或许是他治理贵阳的至理名言。
民国35年，杨森任贵州省主席兼贵阳市市长时，要把省府路和中华路修成“高级马路”。省府路不长，很快就修完，大家一看，原来这高丽马路就是用长45公分、宽25公分，高20公分的平整块石铺就的路，它当然要比原来的三合土路高级得多。接着第二年中华路动工了。由于中华路太长，修路要花费更多的资金，杨森想出的办法是向各专区和比较富裕的县摊派，要他们或出资金，或出劳力负责一段。我父亲那时在都匀民教管工作。都匀县是比较富裕的，被摊派上了。县长只得找到老贵阳的父亲，便指派他带人参加修中华路。那一段靠近六广门，事前已打好桩号。由中华路建设委员会的技术员带到现场，交待技术和质量标准、要求，要验收合格，才算完成任务。工作分两头开始，一头是在现场找平夯实路基，一头到指定的望城坡采石场采石加工，按标准逐一细凿，形成四棱见方的块石。最后用马车拉回现场。父亲毕竟是有知识文化的人，组织这类事还是比较顺利的。大约半年就完成了任务。有两件事让他难以忘怀。一是修路时，分派的各段的工程进度完全不一。有的地段 居然县因为穷，出不起资派不起工，采起了软磨长拖的办法消极应付。由于时局已乱，政府无心建设，致使这条路到新政权建立后都未能修完。
第二是贵阳这地方人熟好办事，这贵阳啊，就是一个人情世故的小社会。父亲家是贵阳的名门望族，只要一提起，人家立马会礼让三分。有这样的背景办事方便多了，没关系的，处处受到刁难
孙家骐修中华路
岳父在中华路的留影
我修中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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