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德·布拉克肯（Chad Brackeen）和他的妻子是一对生活在得克萨斯州的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二人育有两个孩子。在2016年，他们听说了一个10个月大的男婴无法被他的父母继续照顾时，他们认为受到了上帝的感召，决定成为这个孩子的养父母，并得到了他的亲生父母的许可。与其他的美国儿童收养程序不同的是，这个孩子是美国原住民部落纳瓦霍人和切诺基人的后裔，而1978年美国国会所推出的《印第安儿童福利法》明确指定，当一名由原住民血统的儿童需要收养时，需要首先考虑他们的父母和他们所属于的部落。依照这项法律，得克萨斯州家庭法院的一名法官在2017年裁定，这个男孩应该被安置在新墨西哥州的一名纳瓦霍族非亲属家中；尽管如此，布拉克肯父母最终在2018年完成了正式的收养手续，成为了这名印第安儿童的法定父母。
尽管如此，布拉克肯夫妇对于他们在收养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感到非常困惑，并在一家全球性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合伙人同意无偿代表该家族起诉后向联邦法院发起了诉讼，认定《印第安儿童福利法》违反美国宪法的第十修正案，不授权原则和平等保护原则。这一诉讼得到了其他几个收养家庭和潜在收养家庭以及得克萨斯州、印第安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政府的加入，但是遭到了多个印第安原住民部落的激烈反对。与其他的美国公民不同的是，在联邦或者州立政府所认可的部落保留地生活的美国原住民同时也是这些在法律意义上具有国家性质的主权公民；美国国会在1960和70年代所推出的一系列法律进一步加强了原住民保留地的法律独立性，允许他们制定和执行适用于自留地主权公民的法律。
在得克萨斯州的联邦地区法官认定《印第安儿童福利法》违反宪法之后，上诉法院推翻了相关判决并最终使案件以《哈兰德诉布拉克肯案》（注：哈兰德即德布·哈兰德，为联邦政府负责管辖原住民事物的内政部部长）的名字进入了最高法院。在经历了漫长的讨论之后，最高法院在6月15日发布判决，全面驳回了布拉克肯夫妇的诉求，认定《印第安儿童福利法》完全符合宪法的原则。
在最高法院这次选择不重写法律先例后，许多原住民部落深深松了一口气。美国原住民部落在历史上遭受的严重历史不公正至今仍然持续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而废除这项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联邦政府官方保护法案，只会让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
从最早的欧洲殖民者进入北美洲，开始建立殖民地和初步的政权算起，这片土地就见证了无数殖民者对这片土地的原住民的血腥屠杀和驱逐。就如同内政部长哈兰德在判决出台后的声明中所说的一样，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通过寄宿学校、强制寄养和白人优先的收养程序等方式，积极逼迫印第安儿童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庭和社区。
在原本来自欧洲的白人殖民者形成“美国”的概念认同，并于1783年通过战争获得了法律上的独立权利之后，如何从面对大西洋的领土进一步向西拓展领土面积，就成为了他们开始着重考虑的一项政治议题。对于他们来说，凭借和其他欧洲帝国的谈判以及本土白人探险家的搜索，找到足够大的土地并不困难；问题在于，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这些人发现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大量的美国原住民，而向西部拓展必然将会和他们产生持续的冲突。为了合理化对于土地的渴望和对于原住民权利的剥夺，鼓吹积极扩张的白人作家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发明了“天命昭彰”的概念，即上帝赋予了美国向西部扩张到太平洋的的使命的认知，认为这一潮流必然势不可挡。
这种积极试图合理化侵略扩张的思维被被只有当时只有白人才拥有公民权的美国政府所热烈接纳，从而催化出了1830年要求将居住在美国东南方的原住民必须全部向西部迁徙的《印第安人迁徙法》。这些原住民在被美国政府强制驱赶的过程中受尽侮辱和磨难，造成至少数千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这一驱逐过程在美国历史上成为了充满耻辱的“血泪之路”。
意识到绝不能束手待毙的其他原住民部落，在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西迁的过程中爆发武装冲突；为了进行报复，美国联邦政府手下的军队多次对原住民部落展开焦土政策和种族灭绝性的屠杀，并且通过成规模捕杀原住民赖以生存的北美水牛来挤压他们的食物补给，使原住民部落陷入生存困境之中。军事工业技术的发展给美国联邦军队带来了不平等的优势，最终逼迫原住民部落陆续承认自己的失败，与美国政府的武装冲突在19世纪末宣告结束；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长期拒绝承认原住民的公民权，直到1924年的《印第安公民法》才改变这一现实。
许多美国人通过历史所学到的关于原住民的历史，到这里就此告一段落。历史教科书中往往讳莫如深的是，美国政府在停止与原住民的武装冲突后，仍然继续推动对美国原住民进行系统性的种族和文化灭绝，试图强行将他们用白人基督教的生活方式来去同化他们，抹去他们原有的种族和文化身份。用参与了美国内战的退伍陆军准将理查德·亨利·普拉特（Richard Henry Pratt）的话来说，这种同化的目的是“杀死印第安人（的身份）以拯救他的人性”，而这在当时被美国民众视为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更人性化的途径。
在这种自认为人性化的感召下，普拉特在1879年在原本由西班牙殖民者所建设的一所堡垒上开设了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借助政府的力量将一千余名来自各个部落的原住民儿童强制迁徙到了这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寄宿学校。卡莱尔的创立为其他地区进行同样的努力做出了示范标准；很快，美国到处都盖满了完全由白人基督徒所运营的，旨在进行文化同化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为了方便管理和招收生源，由许多学校就建立在原住民自留地的边界之上。许多基督教传教士积极地参与了美国政府所组织的同化运动，因为他们也同样认为同化这些儿童是真正将他们从他们原本属于的“肮脏”文化中拯救的唯一途径。
卡莱尔学校的原住民学生 Library of Congress
卡莱尔学校的原住民学生 Library of Congress
作为由联邦政府所推动的同化工程的一部分，这些寄宿学校严厉禁止原住民儿童使用自己部落的语言和名字，更禁止他们以任何形式去进行属于自己部落的宗教仪式。他们被学校的管理人起了英美式的名字，剪掉了长发，换上了西式校服，并被无时无刻地告知曾经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劣等的，并且必须被抛弃。曾经在卡莱尔就读的学生回忆说，他们必须只说英语，永远不要质疑权威，必须随时保持沉默和虔诚的表情，并且需要为学校进行繁重而无偿的劳动。任何不听话的人都会在晚上受到体罚，包括用尺子和用鞭子抽打；单独监禁和被拒绝提供食物而导致的营养不良更是家常便饭。
这所学校为超过一万名原住民儿童提供了普拉特眼中的理想教育，其中有一部分毕业生成为了日后美国文化中家喻户晓的人物，如奥运会十项全能金牌获得者吉姆·索普（Jim Thorpe）和第一位原住民执业护士南希·科内柳斯（Nancy Cornelius）。根据日后的统计，至少有十万名原住民儿童接受了寄宿学校的强制教育改造。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认为这种灌输唯一能够使印第安人在社会和文化上被接受种族主义世界观的内核从未被挑战过。绝大部分人没有索普和科内柳斯的运气，他们在离开学校之后不但仍然因为肤色的不同而无法融入白人至上主义蔓延的“正常”社会，也因为自己原本所属的文化特征被抹杀而拒绝被自己原本所属于的部落排斥；面临着未来期待的崩溃和无依无靠的现实，这种“美国化”的政府工程不但对原住民的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且进一步使原住民的境遇变得更加困难。选择放下武器，继续生活的原住民在这段时间里被迫面对未经他们选举就被赋予权力统治他们的政府可以肆意带走他们的孩子，并将这些孩子从他们成长的文化中抹去的残酷问题。
随着卡莱尔学校在1918年正式关闭，人们发现了一个更加悲惨的事实：有数百名曾经进入校门的学生永远没有走出那里。恶劣的卫生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被迫改变文化身份的黑暗真相让许多原住民学生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而他们的遗骸则被随意地浅浅埋葬在学校旁边的草地里，往往没有名字和标识。原住民学生在接触“白人疾病”，特别是肺结核后，会因为缺乏抗体而不成比例地死亡。直到2017年，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才宣布无偿将这些学生的遗骸归还给他们所原本属于的部落；由于记录缺失，许多遗骸已经无法辨认。
多年以后，当基奥瓦族诗人N·斯科特·莫马代（N. Scott Momaday）来到卡莱尔学校的墓碑前时，不禁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诗：
这里有六排孩子。
如何对称的灰色阵列。
这些名字现在已经模糊不清，遥不可及。
我们来了又走，他们却留在这里。
请祈祷他们安息，并祝福每一个名字、
然后再算清白和耻辱。
由内政部所管辖的印第安事务局由1824年创立，在美国政府的授权下管理美国原住民的自留地和相关的法律事务；在美国政府主张文化同化的过程中，他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名为“印第安事务局”，但在这个机构里没有来自印第安部落的代表，他们的官员几乎都是白人男性。这些官员们在原住民自留地中可以对部落里的成员同时担任法官和陪审团来主裁他们的命运，施加任何他认为适当的惩罚，随意地在他的判断下将家庭分开，并在最后告诉他们他们的生活方式逊于主流的白人基督教文化。当原住民部落或家庭抵制这些寄宿学校的强制性教育时，国会曾以扣留这些部落的食物和衣服配给作为报复来逼迫他们服从。
卡莱尔学校的原住民儿童墓地 Library of Congress
根据曾经在传教士所开设的寄宿学校就学的奥吉布瓦原住民作家巴西尔·约翰斯顿（Basil Johnston）回忆，一名西装革履的白人印第安事务局官员有一天来到他的家中，告知他们，“我们认为最适合你们和你们的孩子的事情就是将他送往基督教寄宿学校。在你们这里，他饥寒交迫，衣衫褴褛；在那里，他将会被照顾，有衣服穿，有饭吃，得到恰当的教育。把他准备好吧，牧师已经做好了接纳他们的准备。”就此以后，他便踏上了远离家园的长路，直到多年以后才能和自己原本所属的文化重新连接。
作为一项由官方推动的文化抹杀性的政治工程，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制度直到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重组法案》来保障印第安部落的自我管理权并禁止进一步侵蚀领土和自留地主权之后才宣告终止。这些学校所创造的破坏在美国历史中往往被忽略和遗忘，没有人愿意提及。
拜登政府的内政部长德布·哈兰德在2022年所公布的官方调查报告显示，在美国，由37个州或地区陆续存在着408所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而原住民学生被迫在这些学校进行洗脑来“矫正”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联邦寄宿学校系统中，政府统计出了包括卡莱尔在内的53处有标记或没有标记的墓地，埋葬着总数无法统计的死难者。作为第一位拥有原住民血统的内政部长，寄宿学校的残酷历史对哈兰德格外刺痛。在新闻发布会上，她表示自己的拉古纳普埃布洛部族的外祖父母就在8岁时被联邦政府强行迁徙到寄宿学校接受同化，直到13岁才返回自己的故乡。
随着寄宿学校制度的结束，大量曾经接受过教育的原住民因为无法融入以白人为中心的美国文化而陷入困境，导致许多原住民儿童被原始家庭遗弃或无法照顾。担心这种问题的长期影响的美国政府在于20世纪50年代与以儿童福利为中心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儿童福利联盟”共同提出了新的收养政策，命名为“印第安收养计划”。它的使命是将主要来自贫困家庭的原住民儿童安置到“主流社会”的美国家庭；在该项目执行期间，执行者显然倾向于将原住民的孩子安置在白人家庭中，而白人家庭与这些孩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没有文化或地理上的联系。在该项目从1957年到1967年的运行期间，有记录在案的此类收养案例有295例。
美国儿童福利联盟的做法刺激了大量的白人家庭以拯救儿童的目的开始收养原住民儿童，并将他们放置于自己的文化影响之下。许多白人福音派家庭积极参与了收养的运动，认为这些孩子是“被上帝所遗忘的子女”。由于印第安人家庭的生活状况在美国社会福利阶梯中往往是最低的，一些白人家庭认为收养这些孩子是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这成为一种与寄宿学校同化的在目的上无异的经济和思想哲学；这种哲学被人类学家詹姆斯·格林（James Green）称作“应用性民族中心主义”，来指代根据自己文化的标准、价值观和信仰来判断或评价其他文化或社会的行为。当印第安收养计划的官方规定含糊不清地将收养原则的优先性定义为“最符合儿童的利益的情况”时，这些部落认识到这种措辞将会给进一步的文化剥夺提供足够的空间，并展开了持续的抗议。根据参议院1970年代展开的调查统计，在原住民总人口中，大约有35%的儿童都在收养潮中与家庭分离，而收养这些儿童的家庭中九成以上都是非原住民家庭。
这种以所谓“拯救”为依托的核心思想，从本质上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种族化、性别化和文化的家庭观念为载体，将白人中产阶级理想设定中拥有是父母双方和孩子的“基本家庭”作为唯一参考对象的认知偏见。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收养行为的非原住民支持者往往会选择相信各种对于原住民，特别是原住民母亲的刻板印象，例如她们未婚生育，酗酒，不重视家庭并且行为放荡。他们不承认部落所认为的文化和身份的重要性，而是看到“弱势”的原住民儿童需要通过个人的善意行为来在白人、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的影响下得到“救赎”。
原住民部落在遭受了几个世纪的磨难后，十分清楚，无论这些代表着美国政府的官员和机构带着怎样的善意或者好心来去为自己提供帮助，其最终所达到的目的仍然将会是在种族和文化上逐渐抹去原本属于他们的文化和信仰传统。原住民儿童不仅仅是自己亲生家庭的一份子，更是他们所属的部落的主权公民。亲生家庭和部落的宗亲关系是相互交织的，他们的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和情感健康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他们形成美国原住民身份的自我文化认同。这些部落成员认为，自己的儿童能够在部落的关照下成长不仅是重要的经历过程，并且应该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能被政府侵犯。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来自美洲原住民部落的代表在听证会和证词中抗议现行的收养制度，最终促使美国国会在1978年通过了《印第安儿童福利法》，旨在保护美洲原住民儿童免受掠夺性行为的侵害，像之前那样迫使他们远离自己的文化，并最终起到系统性种族灭绝的作用。这项法案为现有的原住民儿童监护程序设定了最低的联邦标准，包括收养、自愿和非自愿终止父母权利；其中规定，州立法院对居住在自己部落保留地内的土著儿童的收养或监护没有管辖权，以及原住民儿童所在的部落拥有优先收养权。
在布拉克肯夫妇生活的得克萨斯州，以切诺基人和科曼奇人为代表的的美国原住民部落遭到了政府成规模的持续攻击和骚扰。 当得克萨斯还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时，其州长米拉博·拉马尔（Mirabeau Lamar）派军队强行将切诺基人赶出他们的土地，并将科曼奇人的部落领导以谈判的名义挟持人质，在他们拒绝离开本州后将他们在议会大厦中集体杀害。 在得州加入美国后，他们建立了一支被称为“得州骑警”的军事化警察部队，恐吓那些拒绝离开土地的美国原住民平民，并屠杀任何不服从的人，将他们的家园夷为平地。 时至今日，得克萨斯州已经没有州政府承认的部落，只有三个部落保留地由联邦政府独立管理。尽管如此，该州的副检察长仍然在最高法院面前为废除《印第安儿童福利法》辩护，声称联邦政府赋予部落自留地的儿童收养权构成了“可怕的种族歧视”和权力越界。
九位大法官中有七位不相信这种否认历史现实的荒谬论点，在裁决中保护了《印第安儿童福利法》的完整性。他们指出，美国法学中的美国原住民部落成员资格和身份向来是一个政治优先事项，并需要根据联邦宪法进行审查；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撰写美国宪法时就已经明白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白人对更多土地的贪婪导致部落和定居者之间的武装冲突而造成的悲惨生命损失，并希望以此来制定一个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当布拉克肯夫妇和支持他们的州政府正在推动废除这一法案的时候，他们可能很清楚地知道《印第安儿童福利法》之前的残酷和可耻的历史；在这段历史课本一笔带过甚至直接忽略的篇章里，美国政府花了几十年时间系统地对儿童进行洗脑，企图否认和消除他们美国原住民的文化身份认同。布拉克肯夫妇的尝试象征着美国一部分白人群体无休止想要捍卫自己的特权的努力，通过不断攻击相关制度，以最为冠冕堂皇的名义，来剥夺美国原住民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种族抹除之后所获得的受到法律承认的公民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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