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使人学习，早起第四百五十二天
当我第一眼看到边缘人的时候还以为是被边缘化的人的，一查才知道并不是如此，边缘人是指一个人在某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让别人在短时间内难以理解，当然大多数人是不太理解的，也正是如此才被称为边缘人。在读张汝伦《政治世界的思想者》中，了解到了阿伦特，他是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我也是一次了解，不过对于其中的描述颇感兴趣。
在今天这个政治思维仍是主义至上的时代，阿伦特看来注定是无处安顿的边缘人。其实，阿伦特自己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边缘地位，相反，她好像要刻意保持这种边缘性。在给她以前的老师雅斯贝斯的一封信中她说，她越来越感到，只有在社会边缘人才能有尊严地生存。她公开说她不爱任何民族，任何群体；既不爱德国人，也不爱法国人或美国人。她不但不愿意被归入任何群体，而且连她生来就有的身份——犹太人和德国人最初都不愿承认。她首先是汉娜．阿伦特，然后才是德国人和犹太人。她的犹太血统使她无法认同自己是德国人，虽然她不懂希伯莱语，却深爱德语。她最初也没有感到低人一等，虽然反犹情绪始终在东欧弥漫。但纳粹开始迫害犹太人时，她便不但承认自己是犹太人，而且还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一个人作为犹太人被攻击，他必须作为犹太人保卫自己。不是作为德国人，不是作为世界公民，不是作为人权的持有者，或无论什么。”
在讨论犹太人认同问题时，阿伦特提出了“贱民’(pariah)和“趋附者”(parvenu)这两个概念。在她看来，犹太人在被所在地的主流社会视为局外人的时候，他有上述这两种选择。一种是趋炎附势，努力向主流社会靠拢，争取被同化；努力向上爬，争取被主流社会吸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世俗的成功是他们的惟一追求，千辛万苦得来的小小成功都会使他们忘乎所以；任何些微的失败都会使他们觉得日月无光。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妥协，就是因为他们太在乎被尊敬和被接受，希望“有影响”。她对阿多诺一直不以为然，除了当年不同意通过她的第一任丈夫君特•施特恩的教授资格论文外，还因为他在纳粹上台后还试图通过将犹太父姓维森格兰特改为意大利母姓阿多诺而与纳粹暴政相安无事，当一个“例外的犹太人”。
而贱民，尤其是“自觉的贱民”，天生就是一个反叛者，她在《作为贱民的犹太人：一个隐蔽的传统》这篇文章中写道，自觉的贱民“是那些勇敢的人物，他们试图使犹太人的解放成为它真正应该是的那样——不是可以模仿非犹太人或有机会扮演趋附者，而是成为人的阶层。”自觉的贱民注定是反叛和孤立的，他不在乎别人的承认，也不怕“世人皆欲杀”的嫉恨。在阿伦特看来，罗莎•卢森堡就是这样一个自觉的贱民。她能忍受默默无闻和孤独，但不能忍受世上的不义。她自觉地和被压迫与被剥削者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其实阿伦特自己也与卢森堡有许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东欧犹太人，都是独立特行的思想家，都不顾一切要表达自己的真正观点，这些观点往往是非正统的。她们都极其热爱生活，都把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她们的人格和她们的思想同样充满魅力。
“自觉的贱民”不是自觉地认同一个群体，而是自觉地实践自由。在犹太人遭迫害的时候，阿伦特义无反顾地认同犹太人共同体。但这并未使她在有关犹太人的问题上失去自己的头脑。相反，她坚持自己冷静的观察和判断，甚至不惜与整个犹太群体为敌。围绕她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展开的为期数年的激烈争论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艾克曼是臭名昭著的“最终解决”或“大屠杀”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据目击者说，经他手就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战争结束后他逃到阿根廷躲了起来，1960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将他抓获，押回以色列审判。阿伦特知道此事后向《纽约客》杂志要求作为特派记者去耶路撒冷实地报导这场万众瞩目的审判。《纽约客》杂志马上答应了她的请求。但是，阿伦特的一系列报道并不是单纯的记录式报道，而是一个一流政治思想家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罪行的深刻思考。这些思考是那样的不同寻常，那样的出人意料，甚至是那样的石破天惊，使得阿伦特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犹太人的公敌。
阿伦特认为，审判的目的应该是表现正义，而不是别的。“但这次审判却只是表现了其他的东西：痛苦、怯懦、背叛、耻辱，也许尤其是复仇。审判的正义在一开始就有一个可怕的报复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是野蛮的。其次，正义的概念是根源于自然法，它要求人为了破坏了道德秩序本身而受惩罚。尽管如此，正义本身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标准。艾克曼应该为他的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受审。”
许多人的反感就是由此而来为什么要提出这种区别？纳粹的罪恶如此巨大，艾克曼在其中的共谋责任，无论大小，都十分清楚，为什么不让这场审判本身作为一个象征的事件？为什么要提出像艾克曼应为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而受审判这样抽象的问题？这里涉及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和世界概念的问题。在地方性认同和人类的普遍标准之间，始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难解的紧张。尤其是犹太民族，它的文化和历史遭遇都使它偏重于地方认同。阿伦特却不然，她拒绝任何种族的或地方的认同，虽然她尊重犹太人复仇的呐喊。她藐视自由主义的废话，它们用高谈阔论“法治”来掩盖政治或地方的动机。她着眼的不是受害者，而是行为本身。在她看来，艾克曼只是一个“普通人”，既不是“堕落的人也不是施虐狂”，只是“极度和可怕地正常”。但一个普通人如何会犯下这样骇人听闻的滔天大罪，这才是阿伦特要追究的问题。
阿伦特还指出，以色列人一开始就试图将艾克曼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象征来审判。在审判前，以色列总理本一古里安就说：“在被告席上受到历史审判的不是一个个人，不只是纳粹政权，而是贯穿历史的反犹主义。”阿伦特敏锐地发现了藏在这个目的后面的几个动机：向世界表明犹太人的命运，以俘获世界各国的良心作为保卫以色列国家的一种手段；向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表明作为少数族群生活的悲惨；向以色列人民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对于恢复犹太英雄主义的有效性。这些动机显然出于以色列国家生存的考虑，与正义并无关系。正是这种对以色列政府的诛心之论，激起了以色列人愤怒的风暴。
这还不算，阿伦特还要追究犹太领导人在战时的责任。他们不但没有领导犹太人反抗，反而逆来顺受，配合纳粹完成他们罪恶的“最终解决”。没有他们的配合与合作，如此庞大的罪恶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这等于在以色列人和全世界犹太人的愤怒上又浇了一大桶汽油。德国犹太人协会马上公开向她“宣战”。多年的明友纷纷和她断绝来往。来自全世界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阿伦特被指控为“反犹分子，一个纳粹的支持者和艾克曼无耻的辩护者”。但阿伦特并没有被吓倒，她始终坚持她的观点。
就像她的许多书那样，阿伦特在事实描述上常常有不实之词，但我们不能用实证主义的眼光来要求像她这样的思想家。在她那里，事实就像韦伯的“理想类型”那样，更多是论述的工具，而不是经验的证明。这就是为什么围绕艾克曼审判的争论早已烟消云散，但《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仍拥有大量的读者。人们在其中不但分享阿伦特深刻的思想，更欣赏她惊人的勇气。身为犹太人，敢于说艾克曼是一个普通人在集权主义体制下犯了反人类罪，并对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作了如实的描述，需要有惊人的勇气；敢于揭露以色列政府隐藏在正义要求下的其他动机，需要有加倍的勇气；敢于追问犹太领导人在纳粹罪行中应负的责任，需要有三倍的勇气。而这勇气，来自对真理不顾一切的追求上。苏珊•桑塔格曾说：“如果要我在真实与正义之间作选择——当然最好不作选择——我选择真实。”阿伦特看来也是这样。这种勇气的背后，是真正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品格。在学术已成为时尚的今天，这种品格已难得一见，这也是阿伦特为什么难以被理解的原因之一。
其实读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起了小李子的《禁闭岛》和《盗梦空间》，这两部电影也是比较烧脑的电影，特别是《禁闭岛》，展示的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当然这种对于常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不过也不妨碍其带给人的思考。
电影的结尾小李子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一个怪物活着？还是当一个好人死去？这二个哪一个更糟？
2019年6月24日
我是有点逗的正经人
时而神经，时而正经，就是个不服输的人！
一名终身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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