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通信联系绝对是每个大学生学习生活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甚至没有长途电话，通信是我们与家人、同学和朋友保持联系的最常见和最常用的方式和手段。8160同学来自全国九个省市，每天傍晚都有积极分子主动去系里办公室领取信件和汇款单，然后在教室里高调分发。每天的这一刻，都有人兴高采烈，也有人落寞不欢。对我来说，因父母亲没有文化，不会写信给我，家里也不会汇款，当然也就没有汇款单，每天这个时刻，我基本上都是和吴海金一起默默地看着拿到信件的同学，默默地分享他们满脸的喜悦和幸福。
那时候，有市内通信，外地通信和挂号信，邮票有4分、8分和2毛的几种，我们外省同学的信都是8分钱的那种。虽然是8分钱，但对当时当地的我来说，也不是小数，因此，除了刚入学一两个月有给家里和少数高中老师和同学写信外，后来的日子里真的很少写信。因为自己写信少，自然回信就少，自然只能默默地分享同学们收信的快乐。大学四年，印象深刻的，保持通信的人真的不多，除了吴国珍老师外，宝华，朝珍，王良发三位同学应该是书信来往比较多的。其中，宝华给我写过一封长达8页纸的回信，对我四年的大学学习生活影响深远；朝珍教过我重复使用邮票，在学校大门右手边的邮局操作时吓的胆战心惊，做过一次后就没有再做过。今天要说的难忘的一封信，是王良发的一封回信。那是一九八二年元月九号傍晚，我在图书馆看杂志，海金兴奋的找到我，说有我一封信，我开始不相信，但想起前不久有给良发写过信，有可能是他的回信，就随海金一起找到当天拿信的李长中同学，一看信封，果然是王良发的回信。
王良发，老家三联村人，是我初中，高中关系最好的同学之一，一九七九年高考考取上杭税务专科学校，我八一年读大学时，他已经参加工作。应该是八二年元旦前后，他有信来，问过年回不回家，如果回，想邀一些同学一起去他家聚聚。当时的我，正和很多同学一样，尽管十分想家，更想回家过年，但一想到坐火车和汽车的几天辛苦，特别是龙岩到武平的晕车之苦，就心有余悸，加上来回近三十块钱的路费，心中十分矛盾和困惑。作为俩个无话不说的老同学，我自然把心中的苦闷和烦恼通过书信告诉了王良发。良发在信中除了讲述在岩前税务所工作情况外，在信的最后，居然说要寄20块钱给我做回家的路费，说第一年外出读书，无论如何要克服困难，回家团圆过年，就是为了母亲，也要想办法回家过年。这段无比温暖的知心话，特别是提到我体弱多病的母亲，让我心潮澎湃，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收到信后没几天，我真的收到了良发的汇款单，第一次拿着汇款单去邮局取了20块钱，这是我四年大学唯一的一张汇款单，唯一一次去邮局取款。
此后的三十多年，我和王良发都保持着良好的兄弟般的同学友谊，应该是2015年大年初二，良发送女儿去澳洲读书，我们在广州见面时，我说起当年的那封信和汇款单，说起回家过年，俩人就一起回味当年的青春岁月。可是，令我无比痛心疾首的是，今年国庆前夕，老家却传来良发因心脏疾病突发辞世的惊人消息，我与我的好同学，好兄弟从此天人永隔，永无再会之日。但三十六年前，良发给我的回信，资助我回家过年的情谊永存心底。
大学故事——难忘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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