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和芳还有她江浙口音的高个爸爸一起搭火车,我在车厢里,眼巴巴看着芳没能上车。可能是这几日总想起她来,于是入了梦。
芳是个乖巧懂事的丫头,却藏着执拗的性子。我曾为她做过我认为平生最倔的一件事。
芳不是我的同班同学,是外厂子弟校的同年级学生。认识她完全是个意外,一次上同学家,芳和她妈妈正在那里做客。同年级陌生的朋友对一个小学生极具吸引力,很快我们就熟络起来。放学偶尔去另一个厂区家属院找她,做作业聊天,听一些陌生而新奇的故事。她和姐姐住上下铺,客厅被妈妈征用,做机织毛衣的小买卖。不大的家里挂满了各种花色的毛衣,长年机器轰响。高年级的姐姐好似从没有好脸色。
我不知道是谁定的规矩,与外校的人认识就会被认定是坏孩子。哪怕认识像芳这样老实本分的孩子。很快班里风言风语传开了,说我跟坏孩子一起玩。老师也跟进,去办公室谈话,找家长,挨妈妈的板子。原本顺从的我这次犯了倔脾气,认定这是大人们的集体阴谋,因为事情没有任何往坏发展的可能性。更何况两个厂子结亲交朋友的大人比比皆是。毕竟不过是隔了条街的另一个厂区而已。所以我死抗到底,坚决不认错,不写那莫名其妙的检查。事情闹得越来越严重,我也因此背上了异样的眼光,妈妈盯我也越来越紧。
妈妈生病入院彻底解放了我,吃上百家饭的我没心没肺的在家里策划起各种活动。深夜的歌咏比赛,周末的楼道游园会,没有大人看管的地方彻底成了我们的天堂。芳和她的同学常常是我家的座上客。我的叛逆期似乎来得早了点,大人们越是把我当另类越让我得意。只是每次爸爸匆匆回家,疲惫的身影,忧虑而怜惜的询问,我隐隐感到家里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妈妈去世正赶上寒假。我穿着小姑给我的绿格子外衣,带着黑袖笼,在一家理发店门口遇到了芳,很平静的告诉她我妈妈去世了。没隔多久,我收到了一堆礼物,紫色的风铃,各色毛绒玩具,无数慰问的卡片。后来我知道是芳发起她的同学邻居送给我的,其中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我的。而后这变成了一个传统,每年过年我的卡片和礼物都特别多。
我不太记得我和芳都聊些什么了。她素净的脸上总是带着平静和笃定,如果她是一幅画,一定是一张侧脸的中世纪修女肖像画。有时候我深夜会流连在她那极小的房间里,叠千纸鹤,听粤语流行歌。不时听见她姐姐用江浙口音嘟嘟囔囔数落她。芳的隔壁住着她的同学,一个长相白净,说话逗笑的男生。偎在楼道栏杆边,他给我们讲楼前那只猫的故事。周末我们一起去爬山远足。男生有一个好哥们儿,好哥们儿还有几个朋友。厂里放电影时,我和一帮别人看来陌生的孩子分散在人群中入场,落座后又聚在一起嬉笑。几个厂矿联合运动会时,偷偷给芳的班里送饮料。这种另类半地下的友谊联盟维持了很长的日子,直到我们升入了各自的高中。
让我意外的是没几年功夫,那位男生的好哥们和原本我班里的一个女生恋爱,结婚了。再后来芳嫁给了初三坐在我后排那个油腔滑调的男同学。当年那些地下工作者坚定的走到了前线,我怀疑他们的恋爱里有没有多多少少提到我这个地下党的前辈。
打从我问芳是不是跟我的同学恋爱,她咬着牙不承认后,我们就很少联络了。小两口离职开了一家电脑店。曾去看过他们一次。两人都胖了,芳躲在后台记账,男同学张罗着生意。芳的话更是少了,只是蜜一样的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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