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中这样一句话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治学志趣：“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第十三章》）求道不能远离人，远离人的都不是道。“道不远人”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区别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道不远人”体现了的是古人对于自然和人之关系的一个根本认识。这便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天”在广泛意义上是指在人以外的最高现实。“天人合一”意指天理和人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天理是人理的来源。天理即构成人之追求。天理和人理也是相通的，天理存于心。得天理，在于“悟”。这样就建立了一个超脱于庸俗追求的人生超越之维。人欲得其崇高，就可以通过寻求“天理”的方式获得。“天理”在天，在物，也在人，在心。可以通过知达万物之性来获得天理之道。
《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第一章》）其之谓修天道，可成人之教。孟子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意思就是尽心即可知人之性，知人之性就是知天。（《孟子·尽心上》）《中庸》又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通过“至诚”可以知道自身的“性”，进而知道他人的“性”、物之“性”、天地的“化育”，最后能达到和天地并立为参的高度。
柏拉图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意趣有相似之处。哲人王学习体育、音乐、算数、几何、立体几何、天文、辩证法等学科，从而认识到绝对之真理——善理念。善理念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高度，还可以通过哲人王的教导，提升整个城邦公民的高度。也就是说，认识善理念，是为着提升自身和他人的目的的。这种意趣在斯多亚学派那里更为显著，克吕西普说：“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整个宇宙本性的一部分，因而目的就可定义为顺从自然的生活；换句话说，顺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本性以及宇宙的本性而生活。”这种言论几乎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翻版。尽管克氏所言之“本性”与中国哲学所说的“性”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它们想通过穷极自然之理，从而为人的行动树立法则的追求是很一致的。当然，后来的基督教宣扬相信上帝，进而为生活采取某种行动，也与此有相近之处。“上帝”实际上不过是人格化的“天理”。宗教与科学似乎在西方得到了某种很好的张力。寻“自然”之性进而成人与纯粹求真似乎友好地相存，尽管中世纪基督教对于科学极尽打压。
张岱年先生曾说：“中国哲学不重区分，所以宇宙论与人生论，在中国哲学中，本亦是不分别的。中国哲人的文章与谈论，常常第一句讲宇宙，第二句便讲人生。”（《中国哲学大纲》）《老子》第一章讲天地之“道”，第二章便讲起了圣人之“无为”。西方哲学则不然，讲自然时专讲自然，讲伦理时专讲伦理。
第二十届世界哲学大会今年要在中国办，其主题是“学以成人”。这个主题恰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即求学并不是为了纯粹求知，而是为了成就人格。所以，有没有追求到确定性的知识并不是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哲学中的“真理”并没有确定清晰一说。老子言：“明道若眛”。（《老子·第四十一章》）重要的是在“得道”之后，能成某种人，能行某种事。而西方哲学中则有一种追求“客观明确的知识”的意趣。
这种意趣首见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亚氏开篇便提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他对知识做了一个分类，认为有一些“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知识。这就是“哲学知识”，它纯粹出于人的“好奇心”，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指出求知的非功利性，是亚里士多德为西方哲学奠定的一个基本格调。
中国有哲学，但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形而上的学。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是存在，中国并没有存在的概念。中国哲学的观念基础就是天人合一，不可能将自然现实脱离于人单独对待，更不可能将对象区分为现象和本质。早期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在解释自然时所采取的方式在很大意义上是一致的。比如，在解释万物本原时，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火，土，气，水），和阴阳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毕达哥拉斯的“数目”（数生点，点生线，线生面，面生体，体产生四大元素，进而产生所有物体。），和老子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事物运动变化上，阿那克西曼德的事物“无定”，赫拉克利特“世界是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克拉底鲁“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和惠子的观点“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在事物的对立和同一上，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相反的地方是同一的”，和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是从直观体验的角度出发，从而寻求演绎宇宙之理的。
但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哲学走上了一条寻求万物存在之本质的路向，并且开始使用逻辑分析方法。巴门尼德以前的哲学家进行争论导致的知识的不确定使得求真成为一个困难。知识如果是不确定的，那么客观确定的真理就将是不可能的。巴门尼德区别了存在和非存在，并认为存在只能由思想而不能由感觉把握，从而追求知识的确定性才成为一个鲜明的标向。从巴门尼德开始，一些哲学家自觉地使用起逻辑方法。
中国哲学没有方法论上的自觉，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西方第一位真正有方法论自觉的哲学家。在《形而上学》中，他批评了赫拉克利特“同一事物可以既是而又非是”的这种辩证法逻辑，认为相反属性不可能在同时属于同一主题，除非两种规律是矛盾的，而这是不可能的。一些人对同一事物使用了相反的词语，也造成这种观点。但“问题不在于它的称谓是‘人’还是‘非人’，而在于它实际上究竟是什么。”这样他就为知识的客观确定性提供了可靠的支持。而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辩证法逻辑根深蒂固。亚里士多德并不轻易求助于超感性存在，他的方法是经验主义的，从具体现实和前人结论出发进行总结、归纳和分析，从而获得某种科学化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工作为后来人追求真理树立了典范。
中国哲学的核心在于人，“道不远人”的特质使得中国哲学追求自然之道仅是为了寻求为人之道，没有将自然独立出来，去谋求客观确定的知识，没有建立逻辑分析的方法；也没有把“心”作为一种对象，研究物理与心理的关系。可以说，中国哲学中宇宙论部分是某种意义上的前巴门尼德哲学或前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
出于自然与人统一的观念前提，中国人很少追问“意识”是什么，也不寻求超越客观规律之束缚的“自由”。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并没有生活的超越之维。中国古人总是在山水中，在历史中，在人际中，在宗族中寻求某种超越生活。在寄情山水中与自然统一，在为家国殚精竭虑中实现与社会的统一。将世俗生活加上自觉的意义，中国文化消解了人之为何的形而上之思的存惑。
主要参考：
［1］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M］.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3］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
［4］赵汀阳.历史、渔樵及山水［J］.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爱思想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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