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金何
提及水浒，往往会说这是文学叙事中最大的农民造反。造反不假，但跟农民阶层却无多大关系，甚至农民阶层，深受梁山泊的侵害，终成为梁山泊最大的反对者。
水浒中常常出现这两个词，一个是打家劫舍，一个是秋毫无犯。这两个词是前后矛盾的，然而却时常出现在一起。
对梁山而言，打家劫舍是生存。
晁盖他们上山之前，以王伦为首的梁山，就是一群毫无进取目标的小毛贼。不但胸无长志，偶尔有人投奔，王伦还非常害怕强龙把他这地头蛇给压死了。
林冲拿着柴进的推荐信前来投奔的时候，王伦便直言我这里是个小去处，如何安着得你？等到晁盖一伙上山的时候，王伦似乎更是吓破了胆子，但仍以江湖规矩，打算故伎重演。谁料想这次不但演砸了，而且还丢掉了性命。王伦这条地头小蛇，最终还是被强龙压死了，梁山开启了晁盖为首的时代。
其实不管是王伦还是晁盖，他们落草，都是抱着主动避世的心态。既然主动与社会为敌了，那么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就是理所应当的。更进一步而言，打家劫舍是毫无顾虑的。
唯一的区别在于，王伦是个落魄文人，曾经的士大夫幻想，还让他的内心保留些许文人做事的幽怨，虽然要心狠手辣，但绝非像练武之人那般直接公开，而是藏而不露，笑中带刀。晁盖则完全相反，多年练武和结交江湖之人，造就了他的头领气质。如今既然要落草避世，那么做事就要以公开的方式进行，不会像王伦那样扭扭捏捏做小女儿状。
晁盖为首的梁山时代，便是真正的打家劫舍时代，绝对不会以秋毫无犯来掩饰。既然已经与社会为敌，那就没必要立牌坊了。
改变出现在“偷鸡事件”上。
晁盖愤怒的要杀死杨雄和石秀，因为他们的“偷鸡、烧人家店”的所作所为不像江湖好汉所为，倒更像是王伦会使用的手法。不过他的愤怒，很快就被宋江和吴用的劝阻而消解了。晁宋二人也由此埋下了根本性分歧。
在对待祝家庄的问题上，晁盖是抱着最朴素的是非原则的。杨雄、石秀、时迁三人有错在先，梁山若再派兵兴师，则是持强凌弱。虽然梁山以打家劫舍为主要生存手段，但盗亦有道，若因此而剿灭祝家庄，传扬出去，梁山岂不成了偷鸡摸狗之辈？不过宋江的看法与晁盖截然相反。在宋江看来，时迁被抓，恰恰是攻打祝家庄的最好借口，祝家庄村大人多，粮食若抢来够山寨吃用好久。偷鸡不过是细枝末节，虽有碍观瞻，但无伤大雅，何况事后还能用其他方式弥补。
一场响马下山抢粮，农民自卫保护家园的战斗就此开始了。梁山与祝家庄的恩怨，其实是所有落草为寇的响马，与山下村子所共同的问题。对响马而言，打家劫舍是生存手段；反过来对农民来说，保卫家园也是理所应当。
祝家庄与李家庄、扈家庄三个村庄的军马，合起来有一两万人之多。这并非三个村庄的常备部队，仅仅是三个村庄的青壮年，组成的护村自卫队。通常，村里的大户地主负责组织，青壮年原则上人人都参与。响马来了保卫村子和庄稼，平时还是各自劳动。这种保护村庄的模式，在中国农村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电影《一九四二》里，老东家所在的村庄，被吃大户的饥民包围，老东家敲锣召唤村民保卫村庄，正是这种情况。
所以，祝家庄他们三村庄人马看似不少，但实际上都是农民，战斗力跟梁山这些打家劫舍的响马比起来，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纵然不是一个量级，但生死存亡之际，保护欲望即生存本能，由此激发出来的，还有对梁山泊深深的恨意。这恨意在中国几千年来绵绵不绝，在古代的文学叙事中，响马们都是仗义疏财的侠客。然而实际上，这些山大王们，除了抢粮就是抢女人，现实里做的事情非常不堪。梁山泊，则是中国历代草寇的集大成者，只不过在作者浪漫的文笔下，把他们一个个描绘的行侠仗义。
打下祝家庄，梁山泊获得五十万石粮食。这五十万石可都是村里农民的，然而宋江假惺惺的每户留下一石，其余的全部带回了山寨。此后攻打高唐州，仅仅因为太守高廉的严密防守，祸及全城百姓，攻下城池后，财帛粮食全部带回了山寨，一点也没分给百姓。看来，宋江下山也很好的贯彻了打家劫舍的政策。
那么宋江时常宣称的秋毫无犯，又是什么鬼呢？按说打家劫舍和秋毫无犯是矛盾的，但是在宋江的宣传攻势下，梁山是替天行道和保境安民的，每次下山活动，沿途都是秋毫无犯的。不过宋江所宣称的秋毫无犯，也有区分。比如攻打祝家庄回山途中，没有秋毫无犯的描述；而攻打高唐州后，不但秋毫无犯，还描写到沿途村民农户都还夹道欢迎。
看似没区别，实则不然。攻打祝家庄后，粮食还分给了农民一点；攻打高唐州后，什么也没留给当地民众。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在打完祝家庄回山的途中，由于喽啰们对收获不满，所以沿途可能会打个劫，抢个农民什么的；而打高唐州斩获颇丰，钱财粮食拿不完，沿途就没必要再抢了。真是细思极恐啊。
这充分说明宋江的治山政策，和晁盖有本质区分。晁盖打家劫舍言行一致，宋江左手打家劫舍，右手举着替天行道的大旗，走到哪里还要大声嚷嚷：我们是保境安民的，我们对百姓秋毫无犯。
对宋江来说，秋毫无犯是政治宣传。
一边当婊子一边立牌坊的宋江，内心深处根本不想当婊子，不对是草寇。正因如此，怀着招安美梦的宋江，才会不断加大宣传攻势。无论是替天行道还是秋毫无犯，都是为了向外宣称自己并没有真正违背社会秩序，并不想与朝廷为敌。
宣传是给朝廷听的，而打家劫舍的刀子，还是实实在在架在了附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脖子上。祝家庄、曾头市、高唐州、大名府、东平府、东昌府，先后都为梁山的吃喝拉撒买了单。
历朝历代，北宋农民的负担相对而言是很轻的。朝廷不但鼓励农民耕种，而且由于财政收入充裕，反倒经常实施减免赋税的政策。所以农民在宋代，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阶层，至少他们不会选择去上梁山做草寇。政府没有征收粮食，但粮食却被草寇抢了，这样一来，农民不但不会和草寇站在一起，农民不但不信草寇们所谓行侠仗义的宣传，相反会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祝家庄和曾头市这样的大村庄，就是选择抱团自卫。
而那些小村庄的农民，只能忍受欺凌了。
比如李逵和燕青光顾的刘太公的庄上，李逵大闹了这户农民家，最后还把人家闺女砍死了。再比如上梁山之前的周通，他们在桃花山地区胡作非为，还要下山抢庄户人家的闺女，要不是鲁智深路过教训了他们一顿，还不知他们会闹到何时。除了梁山这样浩浩荡荡大队伍下山之外，山寨毛贼肆意骚扰各处农民情况屡见不鲜。
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不断被侵扰，那受侵扰阶层的人，必定会是坚定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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