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堕入深渊：1979-1982
从1950年到1980年，债务、通胀和经济增长此起彼伏，一浪接着一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尤其是在1971年金本位制度瓦解之后。在1970年代，一共发生了三次这样的浪潮。第一次是1971年，是美元贬值的结果。第二次在1974到1975年间，将通胀带到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高度。美联储收紧了货币供给，将贷款利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发生了1930年来最大的股市下挫、经济下行。第三次的浪潮最大，发生于1979-1982年间，是自1929-1932年以来最大的经济和市场下行，这次下行在此间愈演愈烈。利率和通胀率高涨并趋于崩溃；股市、债券、商品和货币进入了一个最动荡的时期；失业率到达自大萧条时期以来的最高点。这对于全球、各个交易市场乃至我个人都是极端动荡的时期。
在1978-1980年（和1970-1971、1974-1975年一样），不同的市场的发展趋势开始趋同，因为它们受到的影响更多的来自于货币贬值和信贷增长的大环境而非各自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些大的波动随着伊朗国王倒台后发生的石油危机变得更加剧烈。石油市场的波动促使第一笔石油期货合约的出现，给我带来了交易机会（在那时，利率和货币也有相应的期货市场，我在所有的期货市场都有进行交易。）
因为所有的交易市场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我深入地研究了宏观经济情况和历史的数据（尤其是历史的利率和货币数据）以使得我对整个情况的运转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在1978年随着通胀开始抬头，我意识到美联储很可能采取货币紧缩的行动。在1979年7月，通胀已经几乎失去控制，总统吉米·卡特任命保罗·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几个月后，沃尔克宣布美联储会将货币供给的增长率限制在5.5%。通过我的计算，5.5%的货币增长率会有效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但它同时会使经济和市场窒息，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债务危机。
银价的过山车
在感恩节前，我与当时世界首富邦克亨特在达拉斯的石油俱乐部相遇。我有一个德州的朋友叫巴德迪拉德，他是我在石油和牲畜交易方面的大客户。是他在前几年的时候引荐我和邦克亨特认识，我和他也经常讨论经济和市场情况，尤其是通货膨胀的情况。在我们相遇的前几周，伊朗的好战者猛攻了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俘虏了52个美国人质。那时买石油的供应线被拉长，市场波动极其剧烈。那时有危机前兆：整个国家感到困惑、挫败而生气。
邦克对债务危机和通胀风险的观点和我英雄所见略同。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都想让自己的财富不再拘泥于纸币，所以他一直都在买商品，尤其是银。他从1.29美元每盎司的价格开始买，用来对冲通胀。在通胀上涨的过程中，银价也一起上涨，期间他一直买直到他最终垄断了银的交易市场。在那个时候，银价已经到了10美元每盎司。我告诉他现在也许是个出售的好时机因为美联储会收紧太久会开始提高短期的利率使其高于长期利率（这叫做“扭转收益率曲线”）。每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通胀保值的资产和经济会开始下行。但邦克当时在做石油生意，那些和他交流的中东石油供应商依然很担心美元的贬值。这些供应商告诉邦克他们也会买些银来使自己的资产在通胀中保值，所以邦克决定继续持有，期望银价能够继续上涨，而我清仓而出。
在1979年12月8日，我和芭芭拉有了第二个儿子保罗。所有的事情都变化得非常快，但我喜欢生活的这种紧凑感。
在1980年代早期，银价已经涨到了50美元每盎司，邦克本身就非常富有，他比之前变得富有得多。即便我在涨到10美元每盎司的时候就已经赚了很多了，但我痛斥自己错过了涨到50美元每盎司的机会。但至少因为我已经清仓了，我没有亏钱。每个投资者都会经历这样的焦虑时刻：当你期望发生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一致，你并不知道你面对的是绝好的机会还是灾难般的错误。因为我对认为自己是对的有很强的倾向，但是当时我倾向于认为情况就是这样了，我错过那剩下40美元的涨幅是不可饶恕的。
当暴跌最终确实发生时，即1980年3月，银价暴跌到11美元以下。这几乎毁掉了亨特，随着他的倒下整个美国的经济也走低。美联储不得不干预以控制因此产生的连锁反应。这一切给我上了难忘的一课，深入脑海：时机就是一切。我的心理负担缓解了因为我当时离开了那个市场，却很难过地看着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也是我很同情的人走向破产。但这与即将发生的事情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招兵买马
同年晚些时候，一个叫保罗·科尔曼的厉害角色加入了桥水资本。我们通过牲畜和牛肉产业上的交易成为了好朋友，我认可他的思维能力和价值观，所以我说服他和我一起去征服世界。他将他的妻子和孩子从俄克拉荷马州盖蒙市迁了过来，我们俩的家庭开始一起生活。我们做业务的时候杂乱无章，全凭经验。因为我的褐石房屋的办公区既是我生活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的地方，那里一直都乱糟糟——昨晚吃剩的鸡骨头和其他残余物把我的桌子弄得乱七八糟——我们所有的客户会议都是在哈佛俱乐部举办。保罗会在混乱的环境中藏好一件干净的蓝色牛津衬衫和领带，这样我才有衣服穿。在1981年，我们决定让我们的家庭一起在乡村环境中成长，所以我们集体搬到了康乃迪克州威尔顿市，在那里继续经营桥水资本。
科尔曼和我一起工作，我们相互挑战互相的观点并尝试找出最佳的答案；这个过程往往是迂回式前进的，我们都很享受，尤其是在当时有非常多的事情需要想明白。我们会一起讨论市场情况以及背后推动的力量直到深夜，在我们睡觉前把数据导入电脑，然后早上起来看计算的结果。
我对萧条期的大胆预测
1979-1981年的经济形势比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糟糕，市场也更加动荡。实际上，有些人认为那个时期是最动荡的。右侧的图表（略）显示了自1940年以来利率和黄金价格的波动性。
从图上你可以看出，在1979年以前的历史情况从来没有像1979-1982年那样。那时近百年来最关键的时刻之一。世界的政治开始向右发展，使得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赫尔穆特·科尔等人开始掌权。“自由”不再意味着有利于进步，而开始意味着“养活不工作的人”。
在我眼里，美联储进退两难。他们想要①印钱以缓解债务问题和保持经济增长（年通货膨胀率在1981年已经高达10%，使得人们开始抛售债券去买通胀保值的资产），又想要②采取极端地收缩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会让向美国借贷的国家进入窘境因为现在的债务是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多的）。随着通胀的继续增长和经济持续下行，情况开始雪上加霜。两者基本上都到了紧急关头。债务继续以比欠款国偿还速度更快的速度在增长，新兴国家欠下了美国国家银行一笔巨额债务，这笔债务比美国国家银行所有资金多得多。在1981年3月，我在“每日观察”写下了题为“展望下一个大萧条”的文章，结尾写道“我们国家的巨额债务意味着接下来的萧条期可能会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甚至更糟”。
我的这个观点是极具争议性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萧条”是一个古怪的感觉论者才会使用的可怕词汇，而不是深入思考者值得重视的东西。但是我已经学习了自1800年以来的债务情况和萧条期，做了相应的计算，相信由新兴国家引发的债务危机即将到来。我必须把自己的思考分享给我的客户们。因为我的观点太具有争议性，所以我让他们检验我的推理过程并指出其中的错误。没有人能从我的逻辑中找出缺点，即便他们全都不愿意接受我的结论。
因为我相信结果可能是加剧的通货膨胀或者是通货收缩引发的萧条中的一个，我决定同时持有黄金（在加剧的通货膨胀中增值很快）和债券（在通货收缩引发的萧条中增值很快）。在这之前，黄金和债券已经在往相反的两个方向发展，取决于通胀预期是上涨还是下跌。持有这种组合看起来要比持有其他的替代选择（比如现金）要安全得多，现金可能在通胀的情况下失去价值，而股市可能会在萧条期崩溃。
最初，市场的走势和我的判断并不一致。但我之前交易银那次的经验和其他交易的经验已经让我明白我在时机的判断上会有问题，所以我相信我只是超前市场行动了，我所期待的事很快就会发生。这次并没有让我等太久。在1981年的经济下行中，美联储的收缩政策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我持有的债券开始获得收益，我那古怪的观点开始看起来正确。在1982年2月，美联储短暂地增加了流动性以避免现金价值崩溃。在6月，美联储为了增加流动性而继续增发货币，由于保罗沃尔克的声明使得流动性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但这还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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