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我对文革史的解释是由文革史的车轮滚动与辗转反侧的，是我的历史之路对文革现实解释的延续，是经过天长日久思想谱系的浸泡，并由我的大兵与圣徒，不思进取，不转弯子，逍遥派，以及深海长眠的历史之路普写的，是一把冬日的火，是一把刺向现实的剑，是一种通过对文革史的分析反复震荡的气势，是一种在现实舞台不断的提出问题，不断的展现矛盾，而又淹没矛盾的无声伴奏，其中容纳了人类宗教精神，容纳了神话思维，甚至吸取了巫术的先验感应，当然也承载了人的自负与偏执，已经形成了由哈姆雷特与唐吉可德等文学人物的形形色色的解释思想，并随着无意识的流动，这种历史之路的解释锋芒指向哪里，哪里的景观就是一片如同南美洲原始森林中的白蚁的迁徙，成群结队的白蚁走向哪里，哪里就是房倒屋塌一片狼藉的残垣断壁，而且这种所向披靡的解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其中力透纸背的锋芒就像马戏团的小丑表演时展示各种人物对话的狂欢，同时还要摆出五花八门的哲学拼盘的思想盛宴。由此而来，我的这种历史之路的解释方法已不是固有的昔日史册今白头所包容的了，不得不寻求新的历史之路对我的文革另类史重新解释，即那种先验的深海长眠的范式解释。
而在这种先验的多元化的断裂的历史解释系统中，远远不是我的文学创造就能延伸与统筹的，而是把这种解释置于哲学解释的框架，通过寻求中国古老的中庸之道的可变性与曲线性的智慧。然而，我的文学创造需要我的生命意志的敞开，而这样的敞开与祈求虽然折射了哲学批判的背景，可是我的写作一旦进入创造进程，那种字里行间的不可压抑的激情，那种语言自组织原理的表达，那种表达的走火入魔的思绪，自然承受不了我的历史之路的中庸之道的智慧，所以我的这种寻求自己角色的昔日史册今白头的解释，只能借助酒神的魔力延续与期盼我的新历史之路的解释框架与范式，哪怕这样的解释范式触动了文革另类史，这也是来自我个人的解释，与正规其事的文革历史既不能绝缘，又必须站在文革历史的肩膀上展示我的另类的昔日史册今白头的解释。
敞开中国另类史舞台的地图，文革后期的毛泽东（以后称老人家或老爷子），为了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显然以江青为首的张春桥集团得志更猖狂，而站在江青一伙一边的康生，在他的辉煌革命生涯中是不认中庸之道哲学的。中国革命史上，老人家在10次党的线路斗争中一步一步旗开得胜，这样的辉煌业绩是离不开康生辅助与策划的，实际上老人家的地位仅仅跌了几跤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旗帜与中心，总是在革命征途上不是战胜左的就是战胜右的机会主义，把那些左的右的游刃有余的赶出历史舞台，所以老人家身边有康生这个阴谋家保驾护航，就像蒋介石身边有戴笠策划的特务手段那样显得得心应手，老人家信任康生甚至超出受中国人爱戴的并与老人家并肩作战几十年的周恩来。实际上从五十年代起，有一段周恩来不同意老人家的大跃进决策，而老人家想用上海的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意图，可是这样一个大国再也找不出像周恩来这样一个辅左人物了，老人家最终让步，也许从那个时期起，周恩来的执政能力就学的乖巧了，并把他的心思置于中庸之道的智慧中，总算让周恩来在老人家身边过了几十年伴君如伴虎的生涯，同时中国御用文人那种一人不忠二君的道德也限制了周恩来作为伟人的潜力，而且他的那种不忠于二君的政治模式压抑了他的政治道德，让他只能作为老人家的配角跑前跑后，所以周恩来在执政能力上，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航道上，周恩来实际上不得不执行老人家的罗曼蒂克的决策，不得不在这种执行中加入他的中庸之道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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