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

张良

晚年的张良，怀着对现实世界已经绝望的心情，投入到修道事业中。张良晚年的这种举动，被定义为是“激流勇退”、“明哲保身”，换言之，晚年张良的行为被认为是很聪明、很明智的自保行为。

张良是韩国贵族。秦灭六国，张良不惜散尽家财，重金收买亡命之徒，在秦始皇出巡途中设伏，可惜行刺失败。

张良走上逃亡之路，也从此走上反秦之路。张良最后与刘邦走到了一起，说明刘邦至少在两人合作初期的表现，非常符合张良理想中辅佐对象的标准。张良理想中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赢政的世界，张良愿意辅佐的对象，是一个不会成为赢政的人。

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张良的理想不断破灭的过程。刘邦还是汉王的时候，张良与刘邦之间由于目标一致，彼此间存在共同语言。但是当刘邦变成汉高祖的时候，两人基本上已经不可能有共同语言了。

张良身负绝世才学，类似张良这种智力商数的人，当理想与现实完全脱节的时候，往往成为最痛苦的人。张良已经无法做出当年行刺嬴政般的举动，何况也没有意义。退隐，是张良绝望与妥协的唯一办法，只不过习惯于“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后世士大夫，已经理解不了张良这种高尚情操的理想主义者，只能牵强附会，将晚年张良痛苦修道，当做修道成仙。

张良号称“汉初三杰”，但并不属于刘邦集团的核心班底。刘邦起事之初，以沛县家乡人为基本班底，类似萧何这种没有贵族背景的人，才是刘邦集团的核心班底。

萧何进入咸阳，第一时间去收集秦国收藏的天下山川地图，与其说萧何深谋远虑，不如说是萧何一直孤陋寡闻。平民萧何重视的资料，如果交给贵族张良，也许张良不会认为是什么稀世珍品。萧何只能按照“汉承秦制”的套路，给更加孤陋寡闻的刘邦谋划“建国大计”。

当张良耳闻目睹国际间外交风云变幻之时，萧何也许还从未离开过家乡沛县。刘邦重用张良，说明先秦贵族虽然属于没落的阶级，但是毕竟见多识广，眼界与谋略，与无产者集团内的平民相比，更胜一筹，可惜的是，被使用者的初衷与结果，南辕北辙。

西汉及后世的史家，总是把汉初三杰的作为，按照辅佐刘邦建立西汉大一统的逻辑去解释。实际上，除了萧何符合这种解释，韩信与张良都不符合。

如果说嬴政建立秦王朝之时，对于所有的土地竟然没有一块被分封出去的事实，主流舆论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时候，对于所有的土地竟然没有全部被分封出去的事实，主流舆论同样不能接受。当舆论最终接受这种事实的时候，也就是张良退隐之时。

《资治通鉴》之《汉纪 汉高祖》记载:
“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谷（服辟谷药而静居行气），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认为:以张良之聪明，应该知道神仙之虚幻与诡异（以子房之明辩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但张良视功名为身外之物，是明哲保身的表现（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东亚大一统帝国过早的发育成熟与过早的尘埃落定，使儒家知识分子学识之积淀，与其对历史之认知，呈现出“积淀越深厚，认知就越谬误”之关联性，即便是道德水准与学术素养无可挑剔的司马光，也无法摆脱这种关联性。

刘仲敬在《革命的时代》之《贵族的反动与毁灭》（《经与史 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篇说:
“韩国是申不害韩非的故乡，张良的复国主义，不是骑士的复国主义，而是阴谋家的复国主义。…………谋略家总要依附于人。
依附者最终只能放弃初衷，他（张良）足够聪明，放弃了挣扎，但是摆脱不了痛苦。他从复兴韩国的密谋开始，以毁灭六国的复兴的密谋而结束，个人的飞黄腾达以理想的自毁为代价，精神的扭曲可想而知。
刘仲敬指出:他（张良）不爱自己运筹帷幄创造的世界帝国，怀着贵族失败者的骄傲不理政务，结果在后世冒险家眼中，反而变成明哲保身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