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序）

原创： 王先鞭 [谷声嘉悦](javascript:void(0);) 1周前

父亲

作者：王先鞭

普罗米修斯盗取了火，交给人间；

诗人盗取了那些使宙斯震怒的语言。

——艾青《诗论》

我的理解以为：“知青”，是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及“文革”期间下乡（支边），并在当地政府部门注了册，后来又回到城市的这部分具有文化知识的青年人，描写他们在农村、边疆的生活情景，即为“知青文学”了；“右派”，即指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处理下乡、下基层、送劳教场所，后来又得到平反的这部分知识分子，当然，描写他（她）们的离、合、悲、欢，也就叫“右派文学”。然而，有没有既不属“知青”，又不属“右派，”又是从城市被遣送下乡（不是回乡，因为这部份人是无乡可回）至今却再也没有回到城市的人呢？我没有作过这方面的调查，但是可以肯定，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度里，具有这种情况的人口一定有（当然不会很多）然而，有没有反映这部分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呢？我至今没有读到过，我想，也许即便有，也属于凤毛麟角了。

一九五八年春天，年方一十四岁的我随同父母、弟妹来到重庆市南桐区溪源乡“安家落户”。南桐区地处川黔接壤的川东南，是重庆解放后新设置的辖区，因贵州桐梓县与四川南川县各划有部分土地，所以命名：南桐。溪源乡是南桐区最边远的山乡之一，原属桐梓县管辖，两条发源于盆地东南屏障的溪流蜿蜒而下，在乡府驻地汇合再向北流入四川境内的刘家河。因为整个山乡地处溪流源头，所以得名“溪源”（在早叫：溪源里）。

父亲属资产阶级。父亲的单位是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给父亲的定性是“历史反革命”，当然不是反右运动定的性，而是这之前，肃反运动所定。据父亲讲，当年给他定的是机关管制二年，一九五六年撤管市公安局签发有撤管证，云云。为什么撤管后的“历史反革命”又得全家人下乡“安家落户”？当时单位领导没有明说，父亲当然也就不想弄明白了（父亲自愿申请上山下乡劳动锻炼，申请被批准后，单位领导曾带人敲锣打鼓将喜报贴在我家门上，后来改为全家下乡单位领导并未讲明）。似乎这是那个时代双方心里都明白的不用挑明的一种事理，变通章永璘叔叔的话就是：

你所属的阶级覆灭了，你不下农村谁下农村！

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我不下农村谁下农村？

其实，当年下不下农村，我无所谓，这里只是我的想象，当时双方的心理我无从知晓。也许碍于同事之间的面子，也许吃不透上面的政策感到困惑，要不然，送我们下乡的办公室主任不会在临走时客气地把爸爸妈妈叫到屋里，慎重其事地说：“李庆谷同志，你们要安下心来，要遵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这个……这个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是轮换的，说不定，明年我就要下来接你们的班……”。就这样，直到二十二年后落实政策，我们家人才得知，当年单位给父亲的处分是：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同时我们也得知，象我们家庭这批五八年四月份后下乡，属单位奉令追加的“任务”。当然，这事无可厚非，可以理解，任何新生政权都会树立自家的权威，换了我也许还会作得过分点。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当年的这种“送”，上面领导还是考虑得很周到，把我们这些家属、子女都“照顾”了，一同送下农村了。无庸讳言，比起那些影视中的情形——只抓走当事人，不管当事人婆娘儿女吃不吃饭；比起“文革”期间给当事人戴上高帽、挂上牌示众后再撵下农村，我们还是要好得多。当年的政策也要宽容得多。相反，一九八0年落实政策就不那么周到了——又把我们这些子女留下来了。这一送一留，简直使人难以理解：如果说当年的我们是因为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理应随同父母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么，现在连当事人都得到了平反，回到原单位工作了，我们这些当年受株连的子女却反倒要留下来永远接受“再教育”。这算什么逻辑？难道我们连“知青”都不如？于是，弟妹们只好找爸爸扯皮了，好象爸爸就是经办人似的。扯皮无结果，他们又邀我同去找“知青办”论理。但是，经“知青办”的人员一查找，原来我们下乡时没有注册。由此看来，尽管我们下乡的时间比任何“知青”都早，尽管我们下乡时年龄比任何“知青”都小，然而命中注定，我们是永远注在“另册”上了。祸兮，福兮……

话说回来，尽管当时生活环境突然改变，那时的我，心里却并不在意，也不觉得农村又有什么不好。那时候的溪源乡，正是市文化局、市教育局所属单位的下放干部、“右派分子”、“安家落户”们的麇集地。而且像我们这样的“安家落户”，就有十几户。一个边远的山乡，一下子集中了那么多的“文化人”，不管是时代也好、环境也好，都使我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感到分外新奇，加上我新结识了不少伙伴，农业中学也还没有筹建，也不用耽心念书。我整天便随同伙伴们一道，或上山打柴、捡菌，或下河摸鱼、捉蟹，或随大人们一道上坡学做农活儿。学做农活很好玩，下放干部编了不少歌，在坡上教山民们唱。记得一些歌词是：

南桐是个好地方，

到处一遍好风光。

山连着山来厂连着厂，

风吹秧苗起波浪。

……

或唱：

南瓜肚里也，打得的滚哟！

冬瓜肚里也，能撑船哟！

茄子盖儿当草帽，甘蔗拿来当篙杆；

一个包谷三斤半，一条谷穗二尺三。

粮食堆得象泰山哟！

一窝白菜吃三年!

辈子你都吃不完！

辈子你都吃不完！

……

山民中的歌手则唱：

栀子花儿要开又不开，

情哥哥要挨又不挨。

奴家又不是皂角剌，

为何走拢又走开？

或唱：

白布衫子耦子多，

改开耦子等郎摸。

上头摸齐鸳鸯奶，

下头摸齐养儿窝。

下放干部教的歌，我还可以跟着唱，山民歌手唱的歌，腔调极高，歌声映远山，仿佛鹿嘶鹿应，我听不懂，只见着那些大姑娘、年轻媳妇又笑又打闹。总之，那时的我，心里一点没有忧、一点没有愁，就像一只夏天的蟋蟀，整天无忧无虑地唱和蹦。

然而，“春天”很快就过去了，“秋天”也很快过去了。开始是指导社员配合政策进入人民公社挨家挨户收走社员粮食畜禽炊具完成中国农村最末一次贫富差别拉平使命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大跃进军式化生产鼓干劲争上游苦干实干加巧干炼钢铁放“卫星”奔共产主义的下放干部回城，接着是“右派分子”全部集中，去了长寿湖农场。当“冬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这类“安家落户”（最后全乡只剩下七家）则留下来同山民们一道领略那二两（小两）毛粮一天的日子了。

这里顺便插一句：当年能够生活在重庆市管辖的农村，算是幸运的，毕竟每人每天还有二两毛粮（两已改为十进制。毛粮：玉米、稻谷）；就是后来得了“水肿病”，市委市府也及时组织了医生、药物、粮油来救治；幸运的是，这种救治是遵循现代人道精神文明实施的普救，如果象后来的“文革”那样划分什么“红五类”、“黑七类”，也许我就不存在了。我们七口人的家庭就有四口人得了“水肿病”，包括本人。

当然，这样的事情政治家们也始料未及，只不过后来的历史进程并没有以此为鉴，反而把事情归咎于阶级之间的较量罢了。

这样的饥馑并没能持续多久，毕竟人的肚子不能忍耐多久，开始人们是吃树皮、草根、“观音土”，后来听说贵州那边已将土地下放到户，我们这边马上就采取效仿，于是这场饥荒才终于度了过去。

这是我跨入青年时期经历的第一场人生洗礼，既然从死亡的边沿爬滚了过来，所以至今不能忘怀。从此我终于懂得了人生的艰辛、食物对于人的生命是多么重要……不足的是我还不懂得思考人生，不懂得问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会全国都闹饥荒，当然也不怀疑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完美……但是，我终于从一个娇生惯养的顽童成长为能吃苦耐劳的青年。

历史的车轮毕竟在前进，我们家人终于盼来了落实政策的一九八0年，尽管落实政策只办了父亲、母亲及小弟（父亲办退休后单位留用，小弟办顶替）三人户口，但我们全家人的心情还是满意的欣喜的。尽管我们大的四兄妹各有各的想法，且都早已是两个孩子的父母了，但是就我本人来说，从自己的年龄想，从自身的情况想，我还是认为：就这样解决，也算不错了。但是，当我替爸爸妈妈打好行李，送他们上了汽车，望着汽车在一道青烟中远远驶去，我心头还是不免有那么一点点，只能说是一点点，酸楚的被遗弃的味道。

这就是山民们常说的命运吗？

不是命运又是什么呢？

从此，我对人的命运开始关注，但是并不迷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半信半疑。

然而，历史的车轮却很快碾轧过去，现在回想起来，就连给父亲落实政策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父亲于一九九二年去世，他的儿子却生存过来。其间虽然经历了艰辛，也经历了“魔难”，但是命运既然要开玩笑，要降大任于斯人，我别无选择，只能靠自己的能耐求生存了。好在生存的手艺早已驾轻就熟，在人生旅程中只须按部就班往前行就是了；好在艰难的岁月已经过去，等着我的只能是美好未来。哪知我又错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人不招惹事，事却招惹人；游戏规则虽已约定俗成，人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奈何！

记得小时候常常听外婆与婆婆说古：“一折人生万折难，百世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后来逐渐成长，又接受了一些大人们有意无意灌输的一些传统道德观念……然而，生存环境却早已重塑了我的的个性，所以我信奉的信条就只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是的，人生旅程是短暂的，但也可以说人生旅程是漫长的，那就看你自己如何感觉。人一生中必然要作许多事情，自然也有不近人意的事情。我无缘作战士，但决不是懦夫！所以，我对自己作过的事决不后悔！当然更不想学欧州人，在什么末日审判到来时作忏悔了。以上是几组晦涩的文字，也是本书立意的大旨。现在将我的情况简述如下：

在早的事不必说了，那时为了填饱肚皮，我是什么手艺都学，什么重活累活脏活都干，当然，门门都懂样样不精也不行，所以，除开做好农活这个吃饭的根本外，我还是学“精”了一二门手艺，即木匠活、泥水匠活。

自从一九七九年我被选为合作社会计起，到一九九九年卸任，这期间我共任：会计五年，社长九年，其间任区政协委员两届、村委会主任一届、乡人大代表一届。

我的家庭成员共四人：两个孩子，两个大人。两个孩子是男孩，老婆不识字属地主子女，我年长她九岁。大儿子电子工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广州一家公司打工。二儿子参军已有五年，已转为士官。我家住房是去年新建（旧基改建）的，青砖、预制板外加瓷砖贴面结构，一楼一底两百多平米独家小院。且住房四周都是我的自留地，并且在屋旁修有一口小鱼池，蔬菜及鸡、鸭、鱼、肉都不用花钱买。我的承包田，早在一九八六年就被我改建成了鱼塘和葡萄园。前年孩子打电话回来说，叫我们不要经营了，该歇歇了，于是我就将这两起项目转包了出去。我的承包土，老婆还要种（种地是为了养猪），我就说：“你种可以，我可一概不管了。”

我闲下来有自己的打算，我想圆我早年的文学梦。确切点讲，此时我才清醒意识到，我已经不仅仅是圆梦的我、我已经不仅仅是“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我、我已经不仅仅是我本身，而是已升华为如何走完命运派定给我的这份命途多舛人生旅程的殉道者了。借用小仲马的话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写得出来，因为我经历了那段隐情，同时窥见到人性的隐秘。

《世说新语·言语》：“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我的情形与孔融的儿子有些相似，被一同打上二等公民的戳记遣送到一个社会分配本已结束的边远山村要求分一份生存空间，其艰辛可想而知。然而，我终于没有如孔融儿子断言的那样被摔碎。是天意吗？不得而知。正是：

艰辛风雨四十秋，自创家园尚未休。

踽踽独行文苑外，沉沉霹雳泪盈愁。

凄伤误踩泥潭内，梦幻湮没稚雏忧。

动用思维作倔断，奇招巧试笑擒酋。

注：“知青办”： 一九五八年我们下乡时，知青办未成立，自然没有我们的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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