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皇帝最重要的是身为王者的意志，必须胸怀天下、体谅百姓疾苦，同时要做到不偏不倚、以王道为标准行事，杜绝感情用事，靠智慧驾驭一国之力量。这是我们对明君提出的要求，这要求不太容易做到，事实上很少有皇帝能完全达到标准，不过我们有别的方法确保王权不会轻易丢失。具体的方法咱等会儿再说，下面咱先弄清楚我们为什么不采用别的社会组织控制方式，偏偏非得要树立一个皇帝，而且还是集王权到一人手中的皇帝。
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依靠王道思想来治国前面已经说过了，王权与王法、王道的关系也已经阐明，国政方面王权是最灵活、也是最引人注目、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环节。王道是抽象的政治真理，没人能拿它怎么样。王法是王者之思，是对王道的实际表述，是王作为整体意志的原则表述，王法是每个个体必须遵守的国家规定，包括皇帝或其他掌权者在内。掌权者也要遵守王法，但王法对掌权者往往缺乏强制力，因为法的刑罚是由权力来执行的，很难要求掌权者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惩罚自己，虽然也有一些历史故事中提到正直的掌权者会对自己的错误行径进行自我惩罚，在事实上毕竟是靠不住的。我们也想过让掌权者们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可众多的掌权者由于个体性中对个人意志的宣示欲望和对更大权力的垂涎，经常不是在互相监督而是在相互拆台，不是在互相制约而是在相互讨伐。如果没有一个最高集权者统一节制所有实际掌权者的话，他们之间的战乱会变得无休无止，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对类似的事情已是司空见惯，汉朝的诸侯王叛乱使我们对利用地方势力互相牵制的策略基本丧失了信心。
中央集权的领导核心的建立让我们看到了制止区域混战、统一国家意志的希望，单一的领导核心或许会造成一些不便和浪费，但相对于长期战乱的后果而言就不算什么了。皇家的铺张和奢华的确比一般的诸侯更甚，但以全国之力供应一家的豪华生活总比每个地方都要供应这么一家来得俭省，而且皇家为了避免地方势力与自己攀比、维护自身独有的威仪，常会强令一些稀罕之物为皇家专用，这样便又节省下一些为制造那些华而不实的物件需要消耗的人力物力。其实每当大规模灾荒发生的时候，皇家或官僚、富绅们的奢靡生活方式都是百姓造反的一大诱因，“民不患贫而患不均”，但要均贫富谈何容易，集权制度下，地方富豪多少会忌惮中央王权的威力，好歹可能会迫于压力放出部分囤积的生活物资。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一般也都会着力赈灾，甚至出现抄没高官或富豪的家产救济灾民的情况，且不说这么做是否正确、是否必要，至少这些动作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灾情，降低灾害给饥民们造成的威胁程度。
光是节省、避免战争和调配资源当然还不足以证明集权的优势，更重要的一点是集权等于集力。你知道的，我们自古就是以农业生产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土地。农业生产受局部天气影响很大，经常会出现一次恶劣的天气变化就让一个地区一年的庄稼全部绝收的情况，假如地方权力机构是各自为政、没有全国统一的权力支配体系的话，丰收地区的粮食也就无法通过可靠、快捷的渠道送达灾区，当地百姓就只能暴动抢劫未受灾地区、或逃荒出去要饭、或是忍饥挨饿了。以当时的交通能力就算皇帝严令紧急运输都未必能及时送去，若是等待贩卖粮食的商人受价格诱惑过去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国防，中原地区物产丰富，加上我们一贯的农业经验积累，当时相比周边地区是非常富裕的了，也正因为如此时常需要面对周围民族的劫掠和骚扰。我们很早就有了国家常备军，也就是“王师”，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长期维持一支成规模的职业化部队是相当吃力的，如果把这件事情完全交给地方政权去做就更不行了，做得不好打仗时就没有足够的可用兵力，做得好了肯定会妨害到地方的生产并给财政带来很大负担，还要防止形成军阀割据。常备军和民兵的战斗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面对剽悍的游牧部落或蛮族战士，即便有优势的民兵兵力也时常需要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的强力配合才有完胜对手的可能。
你们也知道，安全是人们的第一需要，无论是从粮食安全还是国防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支持中央集权，再者，王道思想本来也就要求国家意志必须高度统一。集权虽然让皇帝一人拥有了事实上不受王法强力约束的地位，可也把他置于了一个除严格自律外几乎没有退路的位子上，历任昏庸无道的君王的名声和下场都说明了集权者之位坐得不好还不如不坐。况且在我们当时看来，采用别的权力模式无非是使不受王法约束之人再多出几个而已。作为国之大权的执掌者，德行体系对皇帝仍然有效，皇室成员之间以及满朝的文武大臣们都可以对皇帝的德行作出评价，这评价通常不会对皇帝本人造成什么直接影响，但却会对皇权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造成重大影响，甚至会撼动政权的普遍威信，导致民变和叛乱的增多。德行有严重问题的皇帝要么会被架空、剥夺实权，要么会遭到逼宫下台或是被暗杀，总之单说皇室家族成员们就不会允许一个无道昏君毁掉整个家族的前程的，大臣们一般也不愿意在眼看就要崩溃的朝廷中效力。
对，我们那时不很重视法治，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文明不成熟、制度不完善的表现，关于人治，我们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我们看来，国家是需要治理的，从原始时代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很清楚文明是怎么来的，那绝非纯粹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在人们的组织和控制下才得以建立起来的权力意志的共同体，说白了，文明国家是在自然造化的影响下人为造成的东西，它存在的目的就是统一控制所有的人力，使这些力量不会被用于相互打击对方或是给对方施加破坏和阻滞的影响。你们的一些经典理论中把社会文明的起源归结为契约或是交易等实际需要，然后人与人之间通过不断地自由交往，就自然地形成了可以共同遵守的生活习惯，通过把好的生活习惯制度化、契约法律化，基本的社会文明体制就在没有任何强制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你们眼中的文明不是控制论的，而是自由主义的，可能只有尼采不这么认为。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文明社会是单纯地依靠人们在自由交往中的自发意识形成的，还是你们的说法只是一种对原始生活的想象和误解，据说西方文明包括古希腊在内都是继承了更加古老的文明的发展成果而形成的次生文明，那么他们可能——仅仅是一种可能——对原生文明的起源过程并不真正了解，因为就我们的亲身体验而言，文明从来与自由无关——尽管它们也并不一定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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