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间想起这首歌，准确地说，是想起这首歌中的一句歌词：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
这两个月琐事太多，静不下心来读专业的书籍，于是退而求其次，读了很多闲书：比如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比如十年砍柴的闲话系列，比如几年前读过，现在又开始重温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这会儿，看到一篇文章中晒出了刘瑜和张桂梅的对比图，忍不住想写点什么。
这几天首都师范大学的傅添教授来我们邓州做报告，提到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他对这些词语进行阐述的时候，曾举了一些例子，他说他所在的学校的，师范生录取只针对北京户口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去了北京的重点小学当老师，如果娶了这些女教师，就等于省了两套北京的学区房。当时我并没觉得什么意外。可后来，一位同事在办公室闲聊的时候，提起这一点儿，有些愤愤不平：她觉得傅教授的话充满了优越感。可是，傅教授说的不正是实际情况吗？
就连我们这所民办公助学校，教师子女也可以享受很多优惠条件呀，比如只用交一部分学费，比如可以挑选班级，这难道不是约定俗成的吗？
所以对于刘瑜的话，才会有两极分化的现象。既得利益者对孩子的未来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就比较认同他的观点。 而那些一直在遭遇不公平待遇的人们，自然就会愤而反击。
我自己呢，我属于哪一种？
从实际情况上来说，我当然属于社会低层。
十八线小城市，凭着父辈荫蔽，倒也无房贷车贷，然而，薪水微薄，除去日常开销，所剩无几。能为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本，也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所以，从孩子上一年级起，我便放弃了希望她能逆天改命的想法，只希望她能按部就班地养成学业，择一城定居，谋一份工作，寻一人终老。
然后，即使这样，也很难达到。
我们学校每年只有200人左右能考取重点高中，也就是，她必须在小学阶段保证每次前100名，才有可能顺利地升入高中。
普通高中当然也可以上，我求学时读的就是普通高中。
然后，普通高中和一本院校的距离，就更加远了。
二本院校还是占大多数的。我大学就读的学校，前几年刚升为二本。我的大学同学，也有外出拼搏，跻身中产阶层的。
但黄灯老师在《我的二本学生》中，用大量的例证说明了：那些毕业于二本院校却小有成就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大多依靠于家庭的经济援助或者是隐形助力。
就像刘瑜家的孩子，哪怕她最终只能就读于一所二本院校，她的工作也是不用发愁的。
我们呢？有没有这样的社会资本提供给孩子？
微乎其微。
所以我们只能要求孩子努力，就像父母当时要求我们努力学习一样。
我们幻想着，自己的孩子，没准儿就能突破阶层呢。即使不能，至少有机会比我们现在的生活好那么一丁点儿，也算是进步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更愿意看《我的二本学生》。至少书中是详实的有根据的追踪报道，而不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那令人绝望的悲剧色彩。
看破红尘爱红尘，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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