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不知道站哪一边）
深夜10点半，穿过华师温柔小提琴一样的夜。离开大门前，我站在一棵硕枝累叶的榕树下，静静凝望……
奇怪的是，除了在自然面前，我知道轻轻停留。对于人事，我总是不知道站在哪一边？
2017年5月，离开戏剧的那个5月，我每天晨起，先写诗，再背英语单词，然后漫步十几分钟去图书馆做雅思练习册。后来又给自己挖了个坑，采访外来工子女。项目很轻松，借着聊聊天，写几个字，就可以拿到稿酬。这是好心的朋友推给我的，她说，我不应该漫无目的地学习。如果会写作，就要用它赚钱。于是，我走进了那个沙尘和垃圾堆装饰着校门口的小学。进这样的学校，你能很容易就区分开谁是干净的本地“白人小孩”，谁是懂事的外来“黑人小孩”。可冲着你笑的时候，眼睛都一样亮，亮得比黑黝黝的土地还晃眼。
她们都叫你姐姐，轻轻地启唇，欠欠地低眉，淡淡地笑。可作为同样外来工子女长大的我，心里却酸得像吃了好几个山楂。
因为她们注定不一样。懂事的苗族外来工女孩，长得健硕高大，却从不敢看着你说完一整句话。她只会提前比弟弟回家，乖乖做饭，打扫房间。然后，坐在电视前，等父母回到30平不到的平房里，吃饭，洗脚，睡觉。一天重复一天。“在她8岁的时候就已经给她做嫁衣了，那一身嫁衣，得花她爸半年的工资呢……”斜倚在灰白色掉漆的墙上，女孩母亲说完这句话，用干了一天活而海鲜过敏的手臂搂了一把汗。暗黑色的窗户外，四月的木棉花还留在五月不走。
月亮露牙的时候，我选择了走。她送我到门口说，谢谢姐姐！彼时，不远处的车棚铁皮上，七八岁的孩子奔跑着，仿佛在他们的麦田里做游戏，我和另一个大学生站在车棚下，却没能微笑、对视……
十分钟后，我们来到马路上，等红绿灯。十分钟前，我还在那个贫民窟，看一家人在木棉树下的铁皮房里煮一锅水；十分钟后，我就属于另一边，干净明亮的知识殿堂，坐上电梯后就可以冲凉写诗。你一定看不到，那个晚上，月亮哭了。因为马路对面就是梦想的大学，可她们从未走进来过。却对我说，姐姐，我想挣完钱就离开这里，去很远的地方。
去很远的地方？那是哪里？可以告诉我吗，我当时想问。可我没能问出口，有那么远的地方，我敢去吗？又或者，我只是开始相信这该死的世界了——到哪里都一样，人是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的。即便我们都曾像孩童那样，不管不顾，一心以为自己努力，就可以改变世界。不，这只是我一厢情愿。那女孩的下句话打断了我的考虑，“我不觉得我能改变什么，我只是想去另一个地方。”她说。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去。我他妈的得承认，我只是一个胆小的既得利益者。除了在采访后的那首诗里，我哭了一遍又一遍，那以后，我都会和农民工保持距离。
每天路过的天桥下，相距一米，会有挖下水道的工人和躺在碎混凝土块上午休的工人。和他们吃完的那一碗面一样，我们只相距一米，吃的却都是同一家的面。只是那分量，毫不相同。
于是我又很近地贴近我眼前的大榕树，伸手摸了摸它的胡须，很远地幻想着，明天早起的鸟儿。我还是很难确定自己要站在哪一边，于是就那么站着，恍惚间好像摸到鲜活的呼吸。咦！看来，今天又有好多叶子落下去，好多叶子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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