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听将令”到“先驱者”

从“听将令”到“先驱者”

     ——鲁迅和他的小说《呐喊》

 

               曹公奇

       鲁迅小时候因为家境衰落，13岁就领略了世态炎凉，才决定要“走异路”“学洋务”；17岁时到南京求学，接触了自然科学，又了解了西方医学，21岁时到了日本；23-25岁时在仙台学医，受到麻木“看客”的刺激，觉得医治麻木的国民精神比医治国民肉体病痛更重要，于是决定弃医从文，想用文艺改变人们的精神；27岁因为办《新生》杂志失败，他感到了无比的无聊和寂寞，他的梦想无法实现，觉得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28岁时回国按部就班教书、做公务员。

        这时候的鲁迅，因为种种梦想的破灭，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寂寞中，痛苦于自己的梦想总是无法实现，寂寞于自己的主张既得不到别人的赞同，也得不到别人的反对，更得不到人们一点点的反应。在这样一种处境中，他没有了年青时的慷慨激昂，只好躲进会馆里抄古碑，远离尘世。28-37岁，他硬坐十年冷板凳抄古碑、辑故书，用这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我们想想，这时候的鲁迅，是多么痛苦和寂寞啊！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当时的“愤青”，他不可能一直这样沉默下去，当一有合适机会，他就会像火山一样，猛烈地爆发出他那唤醒国民、张扬个性的巨大热情。

        所以，当钱玄同与鲁迅探讨“希望”问题，鼓励他拿起笔来做点文章，唤醒那些沉睡着的人们的时候，鲁迅的“愤青”因子被激发，便接受了钱玄同的建议。钱玄同是《新青年》的编者之一，《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1918年4月，他第一次用“鲁迅”作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我们可爱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这个当时的“愤青”文人，从此便找到了一个表达自己思想的出口。《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心理活动，用人物自叙的方式，以一个自己将要被大哥等众人“吃掉”的特殊视角，来暴露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狂人出自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深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压迫，对社会有一种恐怖心理。他认定社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封建礼教是“吃人”的制度。封建礼教从精神到身体上，对人坑害，对人束缚，对人性压制，麻痹人的灵魂，使人变成了行尸走肉，使人成为愚弱的被统治者，不但奴性十足，以受虐为正常，反而不自觉地维护封建礼教，无形中成为封建礼教毒害民众的“帮凶”，甚至将那些试图反抗者迫害致死。这就是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本质，而要改变这种“吃人”的制度，首先要从孩子开始。所以，鲁迅对这个“吃人”的社会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猛烈呐喊！

        这声呐喊，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封建礼教的第一声春雷！从此以后，鲁迅就一发而不可收，1918-1923五年间，他共写作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不周山》等十五篇小说，于1923年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后调整为十四篇），这便成为了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

       鲁迅说，他的呐喊，“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那么，鲁迅听谁的“将令”呢？当然是听新文化运动的“将令”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它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而且，新文化运动是不主张消极的，它要通过改造国民性，唤醒沉睡的人们，这样就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所以，鲁迅才在《孔乙己》中讲述一个没有考中秀才的读书人的悲剧遭遇，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孔乙己本是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在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下，除了满口的“之乎者也”，什么也不会做，没有任何养活自己的本领，所以穷困潦倒，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最后因为小偷小摸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默默死去。孔乙己自己“消极”不争气，成了封建科举制度残害下的牺牲品，而作者鲁迅正是想通过对孔乙己性格和遭遇的描写，揭露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鞭挞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从而唤醒国民不要“消极”，要积极地反对封建制度。

       在《白光》中，鲁迅描写了一个梦想升官发财的旧知识分子陈士成的形象。陈士成在经过了十六次科举考试落榜后，听信祖宗传言，受幻觉（幻视与幻听）的启示在院子里挖银子未果，精神迷幻，到大山里寻宝却坠湖而死。鲁迅通过塑造陈士成这个人物形象，批判了封建社会病态的科考制度，揭示了十年苦读反而无用的读书人的悲惨命运。同《孔乙己》一样，虽然小说中的人物是“消极”的，但作者的揭露与批判，正是一种“不消极”的表现。

      《阿Q 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阿Q这个典型形象直到现在也活在人们的心中。现在，我们还常说某某人有点“阿Q精神”，可见阿Q的典型形象是不朽的。阿Q是个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靠打短工维持生计，社会的沉重压迫和剥削，让他时时处于生存的危机中，受尽了各种欺辱。打得过的，他就用“实际胜利法”来欺负比他更弱小的人；打不过的，他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自欺欺人，苟且偷生。辛亥革命消息传来后，他想改变自己生存的地位，他向往革命，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并且勾结官府，把他充作“革命党”拉去枪毙了，而阿Q对至死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不但像孔乙己、陈士成这样的知识分子深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侵蚀毒害，一直是“消极”的，就连阿Q这样的普通农民，也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在传统思想中腐朽和消极面的毒害下，人性已经被严重地扭曲了，变成了“消极”的。这是鲁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思考，也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入剖析，鲁迅希望通过这样的“剖析”，引起“疗救”的注意，改造国民，积极投身到反封建制度、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中去。

       在《药》这篇小说中，鲁迅通过对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麻木和愚昧，并在“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暗示革命者后继有人，这也是鲁迅“不消极”的表现。在《风波》《头发的故事》中，甚至在《兔和猫》《鸭的喜剧》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这种反封建的呐喊精神。

       我们说鲁迅是当时的“愤青”，他爱“骂人”，他揭露、批判、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实际是一种“不消极”的表现，是想让国民清醒过来，改变这种现状。但鲁迅对于农民、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他也是满满的同情。

       在《故乡》中，鲁迅为我们描写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破败景象，曾经天真活泼、聪明勇敢的少年闰土，因为生活的磨难变成了卑躬麻木的“木偶人”。鲁迅通过对少年闰土与成年后生存和精神状态的对比，为我们揭示了当时中国农民深受的生活灾难和精神伤害，深情地希望他们走出一条新的“路”，希望他们的后辈有“新的生活”，这又是多么的“不消极”啊。

        在《社戏》中，鲁迅描写了一段有美好记忆的童年生活，刻画了农村儿童天真勇敢、纯朴无私的性格特点，表现了他对农村、对农民的真挚感情。这也是一种“不消极”的纯真感情。

       鲁迅不仅仅是关注农村、关注农民，他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也寄予了同情或赞美。在《明天》中，贫苦无助的寡妇单四嫂子在救助病儿时盼望“明天”能出现好转，但“明天”给她带来的却是丧子的更大不幸，鲁迅以沉重的笔调写了劳动妇女的凄惨处境。但是，他并不写“单四瘦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也是“不消极”的。

       在《一件小事》中，鲁迅为我们讲述的是在虚伪的时代，车夫撞到了人，但是并没有其他人看见，车夫却冒着被人讹诈的危险去帮助老人。鲁迅赞颂了人力车夫舍己助人、真诚无私的品质，这种“不消极”的行为，即使处到我们当代社会生活中，不也值得我们赞颂吗？

       鲁迅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的文学家，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他面对的社会现状，无情地揭露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表现了他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思考，对人性的无情剖析，因而他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先锋。我们看，鲁迅本来说他是“听将令”的，是听新文化运动的“将令”的，就是希望通过反对封建、反对旧制，唤醒国民，推翻封建思想。但实际上，鲁迅的《呐喊》，描绘的是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揭露的是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和虚伪，解剖的是中国沉默的国民灵魂，批判的是国民的劣根性等等，这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听将令”的被动者所能做到的了。在揭露封建制度罪恶、唤醒国民的过程中，鲁迅已经主动地冲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前列，变成了一个真正冲锋陷阵、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勇士”和引领者，变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了，这也是我们现在仍读鲁迅作品的价值之所在。

      《呐喊》之前的中国小说，大多表现的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无赖奴才之类，是人们消遣的“闲书”。鲁迅说自己的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这样，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敢于直面社会现状，敢于做一个反封建的猛士，以“不消极”的姿态，从“听将令”，到成为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这样的题材和内容，是中国小说的首创；这样的鲁迅，是中国民族的灵魂。

       我们说鲁迅的《呐喊》，在题材上做出了重大突破，堪为人赞。那么，他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又如何呢？

       可以说，《呐喊》中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有一个新形式，借鉴西方小说的形式，通过自己的转化、发挥以及独立创造，建立起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鲁迅擅于发掘蕴含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集中突出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呐喊》中的小说，都没有对人物生活经历做细致叙述，甚至不注意故事的连续性，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都是通过特定的生活片段和生场景表现出来的。《狂人日记》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有头有尾的结构方式，而以十多则错杂无伦次、不标年月日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来组织小说，创造了“日记体”白话文小说的新形式。《孔乙己》则从小伙计“我”的视角来叙事，孔乙己与酒客构成了“被看”和“看”的模式。《阿Q正传》中的叙述角度开始为全知视角，再逐渐将视角集中于阿Q的行为和意识。《故乡》中没有叙述闰土的具体生活状态和他的性格、命运，而是把“我”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和现实见面的场景作以对比，在强烈反差中展示闰土的生活境况和精神状态。

       鲁迅的崇高、伟大，不是任何人空口乱说的，而是凭他自己的作品来证明的。仅仅一部《呐喊》，就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开创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也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化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2018.12.20.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