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正红、梧桐泛黄、银杏带金......秋风咋起,送来几分寒凉,也仿佛在一夜之间将几乎所有的树叶染上了五颜六色,给这个时节平添了几抹亮色。
待到树叶的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艳,就会盛极而衰,又会伴随每一阵风过而使其不断脱离母体并返归其本源。每年的秋冬之际,树影婆娑越发少见,恰恰也是城市环卫工人最繁忙的时候,他们需要把一片片落叶清扫后装车运走。
时下,许多人每到秋天的莅临就会出门寻找秋天的美景,如同春天踏青,秋天则是觅获那一抹抹红和一片片黄。而在我小时候的认知中,所有的动植物都不过是为人服务的,它们只是盘中餐、身上衣、房上梁、炉中炭、灶里灰而已。至于那春花,那秋叶,不看其色,不闻其香,要的是其果。
仔细回想,我可能也算是悲秋一族的。在树叶染上颜色后,看上去绚丽多姿,可惜好景不长在,待到叶落殆尽,就犹如公鸡羽毛被拔光般的丑陋。看枯藤老树昏鸦,再加萧瑟秋风,往往会有几分的苍凉感。春华秋实,秋天本给人无尽的获得感,与其说悲秋,毋宁说更期许百花盛开、百鸟鸣唱的生机盎然的景象,更期待秋收前苦心耕耘、辛勤劳作的过程。
在那个终日为生计奔波的孩提时代,看到落叶缤纷,倒也不是那种怅然若失的完全的悲凉感,还是有获得感的,那就是秋风扫落叶,落叶被我扫。
城里人抑或年轻后生,不少人难以想象上世纪60、70年代农村人的生活。就说生火做饭吧,它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就是一个考验。粮食是其一,蔬菜是其二,柴禾是其三,缺了哪一个都有可能难倒巧妇。
虽然俺家在鱼米之乡,但家大口阔,地少人多,还要交公粮,口粮常常是青黄不接,捉襟见肘,所以“饿肚子”是常有的事且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至于蔬菜,入秋后品种就稀少了,绿色蔬菜更稀罕,鸡鸭鱼肉上桌就只能等待过大年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柴禾,没有柴禾哪里会有袅袅炊烟?怎么会有浓郁的烟火气?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烧土灶,不像现在有的乡镇用上了煤气或液化气。我们那是平原地带,自然不存在上山砍柴之说。屋前屋后的树不多,种下去也是期待十年树木后能够成为栋梁,在造房子、打家具的时候派用场,而非用于生火做饭。因此,用于生火做饭的柴禾主要就是农作物收割后的草与杆,包括稻草、麦草、棉梗、芝麻杆、油菜杆、苎麻杆、黄豆杆等。
我们小时候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在禾场的一侧堆垒起高高的草垛,通常是在地上放上几根木头以免受潮,然后在底部放棉梗等比较硬的,上面放稻草等比较软的农作物。等需要的时候,先在太阳下暴晒,然后绞成草靶子,再移放到灶堂里。
仅仅依靠收割之后农作物的枯草之类还不够。一是我们生产队满打满算只有207亩地,而当时几十户人家加起来也有二百多人,各种农作物的草或杆要应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一日两餐(小时候习惯于每天吃两顿饭),是不敷使用的;二是生产队的牛是分在各家各户喂养的,而牛在入秋之后到开春之前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青草可吃了,在漫长的几个月中就需要喂稻草;三是当时有的人家盖的还是茅草房,也需要用一些稻草。
既然农作物的枯草或秸秆不够,就只能各显神通了。一方面是“节流”,通过技术革新,将以前的单灶改建为连体双灶,充分利用资源;另一方面,就是“开源”,就是使柴禾的来源渠道多元化。
于是,锯树后的锯末舍不得丢,自留地里的瓜藤、辣椒杆等也舍不得丢。此外,就是在夏天割草或铲草,通常是连猪、牛也不吃的那些杂草,在晒干后当柴禾烧。有些长得比较长的杂草,就用镰刀割,而那些比较低矮的杂草则用锄头锄,或者用推铲去铲。一度生产队要求用这些草埋在地里,让其发酵后作为肥料,后来发现用处不大,甚至还有副作用,于是,就当柴禾烧。
我们生产队后面有一条东荆河流过,并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沙洲,在里面种了许多杨树和水杉。树木都很高大,到夏天的时候,遮天蔽日,很是阴凉。生产队如果夏天开大会,常常就到那里,我也喜欢到那里去玩。大堤的外侧,则是一排山杉,也有七八米高。内外两侧的树木不属于我们生产队,而是属于管理东荆河河道的一个什么部门,这个部门在沿途设了一些站点,我们称之为“管理段”。
由于经常在两侧的树林中玩耍,渐渐就发现了拓展柴禾来源的一些途径。比如山杉里面有不少枯枝,水杉林、杨树林里有一些枯死的树或树枝,俺就避开管理段工作人员的耳目,在一根木棍的头上绑上一把镰刀去割断它们。这些枯枝,可是上好的柴禾呢,一捆这样的枯枝相当于好几捆稻草。
如果说上述行为游走在违规与不违规的边缘,只能悄无声息地做,那么,还有一个则是可以光明正大做的,那就是将树林中撒落地上的树叶清扫后用箩筐装回家。水杉是典型的落叶乔木,叶片比较细碎,落地后在地上积下厚厚一层,脚踩在上面,还非常松软。这些树叶装运回家当柴禾烧,还会有吱吱作响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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