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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国家能力和政府大推进,因为成功登上妹每一个更高阶段都需要更复杂的顶层设计、集体努力、公共融资和相应的社会结构变革,这超过了单一个体或企业甚至一个产业的能力。正如学习数学,一个人没有学过代数就学不好微积分,可是不先学会掰手指头数数和四则运算便不能理解代数。个体学习数学的过程与人类整体文明创造数学的历程惊人的一致,只不过速度更快。中国的工业革命也重复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步骤和环节(美国也是,日本也是),只不过是以更迅猛的速度进行。
产业的选择
值得提及的是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旗舰产品的棉纺织业。所有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包括中国,或是之前的英美日韩)都严重依赖棉纺织业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大门。为什么?这与棉纺织业的特点有关。1)棉纺织业具有最广阔和稳定的规模化需求:粮食种植,衣物生产和房屋建造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衣、食、住”,衣排第一;而棉纺织品,冷暖皆宜四季均需;2)在所有天然的植物纤维中(毛纤维、蚕丝、亚麻),棉纤维是最柔软耐揉的,非常适合机械化操作;3)相比种粮和建造房屋,棉纺织业劳动强度相对小,使得妇女和儿童等劳动力可以深度全面的参与;4)纺织业可以无所谓季节,厂房条件,白天或者黑夜开展工作;5)棉纺织业大多是简单的重复工作,进入门槛低,只需要经过稍微的培训,就可以“干中学”了;6)由于棉纺织品的生产各个环节可以切割和拆分,非常有利于劳动分工与协作;7)各个环节充满了简单重复的工作环节,就很容易引入机械化作业,而一旦一个环节机械化作业了之后,就会“强迫”上下游各个环节在更高效率的鞭打下,更快实现全产业链机械化;8)由于市场准入条件相对低,很容易形成市场竞争,培育一批企业家,竞相加强技术升级,优胜劣汰。
这是工业化的秘诀,也是为什么大量拉美非洲国家失败的原因。他们往往在西方黑板经济学的诱拐下,按照所谓“比较优势”去发展农业和资源采集业。农业往往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后一个产业部门,而不是第一个。纵观工业国家发展史,英国,法国,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等,概莫能外。美国直到上个世纪上半叶后期才逐渐实现了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值得注意的是,至今欧洲殖民地宗主国仍然没有采取美国式的超大规模农业机械化操作,而是中型农庄;日韩台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仍然采用小农经济作为农业主流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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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农业或其他资源采集业的特点是相关的。农业和其他资源采集业是资源密集型产业:
- 比较难形成人力投入的规模效应。面对劳动力的投入,土地的边际产量迅速递减。一亩地,它不因你多投入100人或1000人,就成百上千倍的提高产出。
- 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很难切割分化,比较难促进劳动分工。农民在农业劳动生产上,很难分工协作,他们之间的分工也很难有互补性,强行分工会造成搭便车的行为。想想“人民公社”“大锅饭”。
- 它们的机械化发展是排斥劳动力的。这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鲜明对比。
- 它们的发展难以培养人民大众的劳动技能和组织能力,更无法培养一大批企业家。
所以制造业,也只有制造业,能促进劳动分工(和技术升级),促发形成规模经济。
市场不是免费的公共品
亚当·斯密《国富论》真正的洞见在于:财富的创造与积累来自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规模化生产需要基于规模化市场(和相应的购买力)和规模化营销网络才能有效运作和盈利。而事先创造这些规模化市场的条件则需要巨大的社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一步登天,而这往往需要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的帮助。西方经济学假定市场是免费的公共产品,自然可得。这是错误的。市场的两大基石——社会秩序和社会信任——从来不可能免费得到。
“所有的市场交易手段,包括一切与运输、信息、交流、交换、管理、协调、组织、收付以及合同执行有关的活动,都需要基于社会信任,而且永远伴随着欺诈、阴谋、风险和不确定性。……都需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甚至信仰来维持。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危机通常是信心和信任危机。”
发展中国家最为缺乏的并不是民主或者现代高科技企业,而是市场的创造者。
邓小平时代的伟大之处在于发现和促进了重商主义政府的形成。第一,是他重塑了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件下,竭尽所能地,什么招管用就用什么招地去发展经济。第二,在这项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下,中国凭借毛时代打造的遍布中国的治理组织和机构,涌现出了一大批“公众商人”。这是一批“双重人格”的精明地方官员,在那些岁月(亦或是现在:)),他们一方面受到“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指导,一方面又扮演“见利忘义”的商人。这批地方官员,“毋庸置疑地严重腐败,但是你却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么勤奋、进取的腐败官员了。”他们每年恨不得工作365天,他们是精明的游说者,展览策划人,资源调配能手,喝酒达人。凭借各自的人格魅力,既成为酒桌上最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又是私下里投资回报算得最清楚的CEO。这样一批人,天天鞍前马后招商引资,没路去筹钱修路,没政策就去堵门哭奶,没电就各个部门去运作张罗。有了法律纠纷,他们会帮你摆平;有了欠款不回,他们帮你灵活调用“法律资源”;没有销路,他们全国帮你跑市场,做推介……
张五常说这是”县域经济“,温铁军说这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无论名字几何,正是这样一大批“公众商人”替代了殖民时代英国的皇家海军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他们帮助建设和深化了市场的形成,帮助搭建了销售网络,帮助了一个稳定,有序的“自由”市场真正落地。
和平时代的唯一可行方式与“一带一路”
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领导下,组织农民完成市场发酵,进而实现原始工业化,开启工业革命大门,是在当今战后和平秩序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是唯一可行的方式。老牌资本主义列强的路走不通了。英国的自然市场发育过程经历了两三百年,是极其缓慢的(美国,日本的短一些,但也曲折异常)。在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伴随的是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是杀戮、欺诈和人类最丑恶的底牌。这在如今无法实现。拉美、非洲国家几十年来的鲜血教训又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Sven Beckert指出:
“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放和廉政的国家。相反,他是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他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经济史学家莫基尔(Mokyr)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
”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这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汉诺威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Mokyr , 2008)
拉美、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就是按照西方“黑板经济学”教导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失败国家典范。他们试图通过高度依赖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出口,来支持工业化和技术改进。这虽然符合他们的比较优势(自然资源),但却永远无法帮助他们扣开真正工业化的大门。
进口替代或者外资”大推进“战略下形成的产业,始终无法提供规模化就业(印尼在1950年代就具备了非常工业化的汽车装配生产线,1970年代,还有自己的航空产业),也不能造就一大批企业家阶层和一个规模化国内市场来支出连续的产业升级和市场创造。“如果没有引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全球贸易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对能源、动力、运输和通信的基础设施的巨大市场和资金积累,从而家也就不可能引爆以规模化生产重工业产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结果是,大多数拉美国家虽然成功实现了农业和采矿部门的现代化(机械化),却无法完全实现轻工业和重工业部门的工业化,或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因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知道历史,不畏浮云遮望眼。不用担心GDP是6还是8。不用理睬”中国的经济完全是靠投资拉动的结构,不合理“这样的书生见识。1960年代,当Rostow观察到中国和印度GDP中惊人的投资增长率时(年均10%以上),断言中国印度即将引来工业化起飞。事实上,198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到了国民经济崩溃边缘;至今印度仍然离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很远很远……真的很远。GDP的增速和投资率本身从来不是预示工业革命进行到何种程度的指标,真正关键的因素是循序渐进的制造业结构提升和对相关工业的市场的培育。
英国在1750年到184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期间,GDP增长率只有2%不到。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其他国家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迅速成长为世界领袖的这一数字下的事实。GDP本身并不包含产业结构方面的太多信息,另外统计的方式会造成结果有很大误差;另外,GDP中包含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对于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往往是低端和低效的,没有多大意义。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符合特定工业发展阶段的相应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变化情况。在今天的中国,你去看看精密机床,芯片,高铁制造,飞机制造,船舶业制造等等数据,你会意识到:中国幸福的现在不算什么,中国的未来让你幸福美好得想哭。因为建立在规模生产方式上的资本主义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规模化大工业生产了远远超过自身需求的产品,这些急剧上升和积累的的生产力和产能需要拓宽市场并深化销售网络,将他们售出。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要在1840年,和1860年通过鸦片战争两次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太需要一个庞大市场来倾销他们的产品了。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中国制造冠于全球的今天,特别是以高铁为名片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我们这么渴望全球更大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国家战略重点。遮拦不住的趋势和远见,你看懂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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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正是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大大降低了中国广大农村组建乡村企业的社会协作成本。毛主席这点上,不仅没有错,而且居功至伟。错是在不允许市场的存在(可以参看毛泽东给林彪的《五七指示》),因此不可能出现真正由市场规模和需求拉动的劳动分工和物质生产繁荣。但,后来,这个错被邓爷爷及时纠正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开后的乡镇企业熊熊烈火终于点燃了无数华夏儿女仁人志士为之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的工业革命。
我们须要知道,这茫茫原野上等待燃烧的累累原草是毛主席铺垫的。邓爷爷接过棒,并亲手点燃了它。
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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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一
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出版年: 2016-6-1
页数: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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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温铁军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的真实经验
出版年: 2013-1-1
页数: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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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五常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
出版年: 2009-10
页数: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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