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时，我做过一个梦，梦到自己成了一名采编。梦醒之后，我却问自己：采编是什么？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网络编辑，后来，我成了公司官方微博的负责人，再后来，我又成了公司新媒体平台的总负责人，工资比刚进公司时翻了一番。
做负责人很忙，不仅要综合运营所有平台，根据数据分析用户偏好，还要根据当天热点，审核每一篇准备发布的稿子，包括文笔是否流畅，标题是否吸引人，排版是否舒服，同时还要自己写稿，每天像颗钉子钉在电脑眼前，水都喝不上几口。
双微的数据涨上去了，大家很高兴，可我却感到空虚，我在想编辑到底是什么？是像现在这样吗？
想姜维“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文人手中的笔虽不能杀敌卫国，却可以传递思想，凝练文化，由此国家才有了灵魂。我不敢自诩为“文人”，但我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文字工作者，日输出近万字，可我的文字又为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似乎什么也没有。
我每天带着编辑们追热点，赶文章，求快求准求狠，目的只有一个——吸引更多粉丝，以提高公司品牌的影响力，进而从中获益，哪怕这些热点和公司所在行业毫无联系。翻翻电脑里的文档，看着那些标题，我记不起上周写了些什么，也想不起那时网络上爆出了什么热点话题。我和大多数新媒体从事者一样，被卷进互联网的巨浪里，拼命抓住那些叫做“热点”的漂浮物，倚靠在上面稍作喘息，随后狼狈着面对下一波浪潮，寻找下一个栖息地。
后来，公司派人去非洲参加一次反盗猎宣传活动，身为新媒体负责人，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线同事的二线对接人。肯尼亚和北京有五个多小时的时差，那半个月里，每天下班以后，我依旧像颗钉子一样钉在电脑前，等着接收肯尼亚传来的资料，再整理编辑成文，完成当日发布，平均每天工作13个小时。
一线同事的回传内容虽然是仓促的意识流，但在字里行间，却能让我仿佛置身一万公里以外。闭上眼睛，草原、篝火、星空、朝阳、狮子、猎豹，还有残缺的大象，盗猎者的枪声，一切宛如就在眼前。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采编”二字的意义。当触摸到一线采访资料，那些照片，那些文字，似还带着当地的温度，而我，则要用流畅的文字保留这份温度，把完整的非洲草原和反盗猎理念通过图文传达给每一个能看到它的人。
非洲的公益之行在所有新媒体平台累积了将近两千万的点击量，我的文章获得非洲当地对接人的高度赞赏，老板要给我加薪、招助理，我说：“我不想做新媒体了，我想降薪去杂志部，做杂志编辑。”大概是觉得我还有点才华吧，老板犹豫了一下，但没有拒绝我，我如愿以偿进入杂志部。
在做实体刊的近两年里，我采访过很多人，有一线明星，有金牌编剧，有文化老炮儿，有国际超模，也有不知名的艺术家、旅拍者，和许多平凡人，他们大多和热点扯不上半毛钱关系，但他们的人生却各有各的精彩。我在他们的故事里感知生活，在他们的态度里寻找共鸣，再把我获得的信息整理加工，传递给读者。
诚然，在当下的阅读环境里，实体杂志的阅读量远远不及新媒体，即使将杂志文章发布在公众号上，网友也不会喜欢这些丝毫不带“网感”的文字，更不愿意花时间去看一篇和当下热门事件无关的故事。咪蒙曾经说，要把公众号当作产品来做，“10w+”的爆款文章是可以复制的，我不敢苟同。文字作为写作者的输出途径，表达的该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若在茫茫人海中遇到共鸣者，那便是知音般的存在。但如果以读者偏好为前提，投其所好，便是本末倒置了。“10w+”完全称得上是商业性的成功，但其背后的文字是否承载了与之相匹配的意义，并不尽然。
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人人都可以做到不出茅庐便知天下事。我们可以在一个情感公众号上知道某个明星在机场穿了什么衣服，也可以在一个旅行公众号上了解某个网红在直播平台做了什么事，就连我耄耋之年只关注吃喝养生的姥姥都会捧着手机告诉我吴秀波出轨了，可然后呢？将军孤坟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如果误国的真是戏子，那又是谁把他们推向大众眼中的呢？
2011年，高校首次开设“新媒体与信息网络专业”，及至2018年，全国百余所高校设立“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我不清楚新媒体专业与传统新闻专业之间有什么异同，但我却可以肯定，低门槛、高需求是现在新媒体行业的现状。追热点本不是坏事，甚至是一个媒体人责无旁贷的分内之事，但若盲目便会丢失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良心。
离开新媒体的数年里，有许多公司向我发来邀约，这些公司涉及金融、教育、餐饮、母婴、法律，甚至医疗，无一例外是让我帮助他们的新媒体平台“涨粉”；也接到过很多约稿，希望我写写那时候发生的某个热点事件，更有甚者，让我用两天时间通过扒资料完成一篇人物专访。当然，我都拒绝了。
后来，我离开媒体，转行进入自己梦寐以求的行业，当我发现新公司的新媒体主编是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小姑娘时，我不由得笑了。
他们真的懂得“媒体主编”四个字所代表的能力与所承载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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