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洪水滔天
杜邦和孟山都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攻城掠地的同时，在欧洲，一股他们一直以来忽视着的洪流正有奔涌而出的危险。"官方和科学界的一致意见阻挡着公众高涨的情绪"，而这道堤坝正面临着溃坝的风险。
"灾变正在酝酿当中"。
1999年春天，英国正面临着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公众失望而疑虑的情绪是"一股被压抑的力量，等待着有人加以发掘利用"。各方都各怀鬼胎：保守党看到了民意和选票，媒体的环保作家看到了眼球和销量，而食品销售商则"从消费者的态度中感受到了能导致资产负债表失衡的转变"。
保守党开始攻击布莱尔对转基因的支持政策，就像疯牛病风波中布莱尔对保守党做的一样。许多小报（但发行量很大）开始撰写让人触目惊心的标题，发起舆论战斗，成功"拨动了公众的心弦"。媒体人认为他们的写作"完全基于事实"，帮助"揭露隐藏的风险"。而食品销售商们则怒斥媒体把"一点点研究花絮"变成"铺天盖地而来的大标题"。媒体卖的是报纸，他们卖的是吃的，没有谁更高尚。
愤怒归愤怒，食品销售商们也感受到了消费者态度转变对其销售的严重冲击。他们"不想当生物技术事业的炮灰"。超市开始把转基因从货架上撤下。
消费者的力量盖过了政府管制，迫使布莱尔政府不得不仓促地作出让步，宣布3年之内不再批准任何转基因新品种。而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和欧盟委员会之间的长期矛盾分歧，严重拖延了评定和批准基因工程作物的进程。一般出现分歧时，欧盟委员会通常进行投票，只有当所有成员国都投票反对时，才能否决欧盟委员会的批准建议。这种情况势必遭到环保主义者的反对。1999年欧盟委员会迫于压力收缩了自己的权力，把批准转基因食品的职责推回给了各国政府。
许多国家的政府在舆论压力下禁止了转基因品种审批。欧洲的反转基因者们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孟山都面对欧洲的节节败退时显得惊慌失措而无能为力。他们的失败跟他们的企业文化密切相关：孟山都内部一直有着"对权力以及科学效力的始终如一的信念"，坚信自己做的是"最优秀的科学"。但是对公众"非科学"的恐惧，他们将其视作"无知和愚蠢"，无法理解舆论和政府对这种恐惧的关注。因而，当他们在舆论战地节节败退时，"怀疑转为挫折感，然后变成愤怒"。弗雷利拒绝投降，他指责反对派都是"由商业利益驱使的"：激进组织试图吸引眼球，有机食品商试图赢得市场，欧洲竞争者和政府阻止美国企业和农民的竞争。但孟山都内部许多人担心，弗雷利"是问题的核心"。他愤世嫉俗，独断专行，并且位高权重，很多人担心他这种个性会自毁长城。
此时，华尔街也逐渐意识到，欧洲的反转基因浪潮对上游的美国农业产生的影响，有些分析者甚至认为，"基因改良产品死了"。
欧洲的反转基因浪潮在华尔街的悲观情绪蔓延的同时，在美国借着一次科学实验终于在大洋彼岸爆发了。康奈尔大学的昆虫学助理教授约翰－卢西拿Bt玉米的花粉做了一个实验，给马利筋喷上了Bt花粉，再把叶子喂给帝王蝶的幼虫吃。他发现，近半数的毛虫在食用了覆盖有Bt花粉的马利筋的叶片后死亡。这一实验结果，在发表在Nature上后，迅速成为转基因反对者的绝佳素材。
卢西一再申辩自己的研究没有模拟自然条件下的情况，因此没有证明什么；卢西的同事也认为他的研究经不起推敲。但是反转基因者需要这个故事。实验的结果非常有"戏剧性"，"不仅富有视觉冲击力，而且很容易传播"，更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代表了技术的狂妄野心导致非预期结果的经典、乃至神话的故事"。帝王蝶外表华丽，深受公众喜爱，而这种"昆虫中的猫王"如今遭受到了转基因花粉的残害，更加剧了公众对基因工程未知风险的恐惧。
文章发表后，卢西饱受攻击。一部分攻击来自于专业领域，另一部分则是个人恩怨。昆虫学家们抱怨他们需要为卢西"收拾烂摊子"。而这片文章带来的风波依然在继续。各种围绕帝王蝶毛虫的研究和阐释，逐渐"演变成一场闹剧"，而闹剧的演员们全都在"忙于背后中伤别人，或者设法让媒体报道自己的科学实验"。
受到帝王蝶事件的影响，美国的反转基因事业如火如荼地展开着。运动逐渐变得甚至具有"宗教气氛"。他们很好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动机，做着危言耸听的公开宣传。但恐惧并非最重要的，多年的政治活动经验告诉他们，运动的兴衰"取决于美国公众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反转基因的信念已经形成，所需要的"只是发动这种信念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曾经坚定的生物技术反对者梅隆和戈德伯格都意识到这一点。梅隆坦承从欧洲的经验中她认识到，"无需半点证据，只要基于警惕的想法，就可以鼓动民众"。戈德伯格则发现她正在质疑自己"以科学为依据"的态度，变得激进。她意识到，孟山都仰仗"金钱、政治关系、公关这样的政治手段"更甚于科学，环保主义者也应该这样做。
梅隆和戈德伯格也在反思自己是否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何出发。早期反对生物技术的生态学家考尔维尔看到了90年代的反转基因宣传后，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很乐意看到对基因工程的质疑，但是他"可以说更希望有正当的理由"。
反转的浪潮仍旧席卷着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其中让孟山都感到最不安的，是ADM（美国最大的粮食加工商）。ADM"含糊其辞的声明"让孟山都看到了市场全面转向反对基因工程的兆头。
当欧洲的反转基因运动对ADM的供应产生了巨大挑战时，ADM有两个方案：他们可以为欧洲建立一个无转基因的独立粮食流，但是成本势必高昂；或者，他们可以将基因工程作物逐出市场，以维持大规模的粮食流。这两种方法都被尝试过。
ADM曾宣称拒收某些转基因玉米，然而后来这一声明只不过是"装样子"。由于该批粮食不出口欧洲，所以没人检查仓库里是否真的有转基因玉米。美国大豆协会的金波尔－尼尔直言不讳称ADM这一举措只不过时为了讨好欧洲的作秀行为。
后来，AMD尝试了另一个方案，要求农民隔离开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粮食。这个声明暗示着，和华尔街的悲观预测一样，转基因部分的收成将会遭遇一个较低的价位。可是，仓库往往隔离并不在意，少数仓库试图分离，然而始终难以做到完全分离，结果这些仓库收的大豆只有90％是非转基因的。欧洲人的要求是完全不含有转基因的大豆，结果"没人愿意为此支付溢价"。
1999年的反转基因浪潮虽然声势浩大，但是美国农民远没有感到太大的冲击，没有注意到产品需求有任何变化。这一现象似乎很奇怪。原因有二。一是得到非转基因作物的渠道事实上非常多，比如挪威的Denofa和巴西，尽管有些渠道的粮食并非如许诺那般纯净。另一个原因则是，计较转基因成分那部分市场（即人类食用市场）需求实际不大。玉米和大豆主要是用作牲畜饲料，而并非人类的食品。大量的转基因大豆粗磨粉和玉米麸仍然从美国源源不断出口到欧洲。虽然有环保主义者瞄准了这块市场，但是公众兴趣不高。对于彻底威胁美国农业生产转基因的企图，公众更是不感兴趣，"大多数人情愿让美国人自食其果"。
这场运动的最大"成果"，则是彻底将孟山都这个生物技术曾经的巨头推向了悬崖边。孟山都不得不暂时放弃攻城掠地，转而疲于应付反转带来的巨大损失。他们开始和环保主义者交流，失望地发现他们一直怀有的"所谓基因技术能为人类带来可持续性和终极利益的信念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他们需要改正错误，"走上正路"。这是他们中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相反的观点"。CEO夏皮罗在绿色和平组织的大会上应邀发言，表示孟山都"过于相信自己技术的价值"以至于"忘记了倾听"，现在"准备好了兼听"。沮丧的夏皮罗在演讲里这样自嘲：
"如果我是恶霸，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恶霸"。
几个月后，孟山都放弃了收购岱字棉，并被起诉垄断，被对方要求了10亿美元的赔偿。曾经的生物技术和种子业王国，在内忧外患面前，面临着分崩离析。
最终，夏皮罗放弃了抗争，孟山都在1999年年底和瑞典公司法玛西亚（Pharmacia）合并，夏皮罗退休，联合企业只以Pharmacia的名字出现。孟山都的农业业务得以保留为一家独立公司。夏皮罗的副手亨得里克－韦法利承认，孟山都和夏皮罗"关于生命科学企业的梦想"随着合并破灭了。他承认，他和夏皮罗
"原本真的愿意尽心竭力，但是光靠我们自己的风险太大了"。
王朝就这样覆灭了，"沦落为一家由瑞典人主宰的企业忍气吞声的附庸"。但围绕转基因的争论尚未终结。不过这场辩论至少从反对孟山都霸权的圣战重新转回了"围绕技术和经济的辩题"。故事的结局或许对孟山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是对辩论来说，至少我们在回到正轨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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