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小测试，六年级的儿子数学成绩95分。我看着他因为“正负号搞错了”而失分的题目，老母亲的念叨终究没忍住：“你做事儿咋就不能认真点儿呢？”
儿子反过来一本正经的问我：“妈妈，你们大人总说要‘认真’，可是‘认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一时无语——连“认真”是啥都不知道？不就是……
等等，是啊，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认真”到底是指什么？仔细？小心？谨慎？当我们理所当然的用这些抽象的词语解释另一个抽象的词语时，真的想过“认真”到底是什么吗？
幸运的是，我的手边刚好有一本书，把一个“认真的人”的形象清晰具体的展示了出来。
李叔同，是民国时期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也是著名的弘一法师。
同为书画家的启功曾说：“李叔同先生就是认真，一切都是‘认真’二字。”
在收录于本书中的《谈谈李叔同先生的为人与绘画》一文中，启功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人跟他约会，比如说是明天早上九点钟到他家里去。他就在九点以前打开窗户往外看，然而九点过了五分钟，那人才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堵车，过了五分钟。现在过五个钟头来不了都不奇怪，因为堵车嘛。)就因为过了五分钟，他就告诉那位客人说:“你今天迟到了，现在过了五分钟，我不见你了。”他就把窗户关上了。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即便不是故意刁难朋友，恐怕也是“低情商”的表现了。但于李叔同而言，“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他不仅对朋友是这样，对待自己也是一样严格：
李先生出家后，有人在一间素菜馆请哲学家李石岑吃饭，这位来得晚了点。李叔同先生也没有说什么，在那儿拿念珠，客人们开始喝酒吃饭时，李先生拿起个空碗，去接一碗白开水喝。别人让他吃菜，他说：“我不吃了，我们在戒律上过午不食，现在已经过了几分钟，我不能吃了。”他那天就是什么都没有吃。
诚然，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过去的人，或者说，不能拿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另一个人。但若是有一个人，真把自己信仰的标准执行到如此程度，却无疑是为世间树立了“认真的榜样”。
李先生一生到死，一字一板，都是以戒律为师。我们现在自由散漫，什么事都可以不按律不按戒来，算不了什么。但是李先生认为就应该是这样学，就应该这样做，他对此从不怀疑。
李叔同的认真，是对行事标准（戒律）的坚守。但如果因此认为他是一个呆板无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作为一个在书画、音乐、戏剧等多个方面都深有造诣的文艺家，他对美的感知和追求都有极高的标准。
“长亭外、古道边”“夕阳山外山”的意境，出自世所共知的《送别》；出家前担任《太平洋报》的编辑、与柳亚子、胡朴安等诗人创办“文美会”；在浙江第一师范教授图画、音乐，造就著名画家丰子恺等艺术人才；与吴昌硕等人共建西泠印社，名重一时……
本书专门辟有一章“学会艺术地生活”，收录了《浅谈书法》、《浅谈国画》、《画图修得法》、《篆刻简述》、《石膏模型用法》、《水彩画法硕略》、《西洋音乐杂谈》、《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其中大部分是他在出家后，在不同寺院所做的演讲记录，不同艺术的历史、流派、沿革、特点，丰富到几近繁琐，却在他口中娓娓道来。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严谨坚持的人，居然还曾经“在日本演西方戏剧”，扮演的角色还是女性角色：“把腰勒细，带上头套，演茶花女，并且脸上表情也不是出家后的样子”。
他到了日本，并没有什么特殊，在国内时也没有说对外国戏剧有什么兴趣，到了日本却也表演一回，而且是很认真地。他自己的身材究竟能不能够达到装扮茶花女的地步？我不知道，他就硬是这么做了。所以我说他认真，包括他行事、做人、求学、从事艺术，都是这样的。
极致的认真，绝不仅仅是于细节处时时小心、避免出错，更是行事的格局开阔、专注投入。
我国著名的漫画家丰子恺，年轻时即师从李叔同学习书画。他那时也不过十七八岁，却“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通知了我们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心”，因而“每天要花一小时去联系图画，花一小时以上去练习弹琴”，而且“大家认为当然，恬不为怪”。
就人格讲，他的当教师不为名利，为当教师而当教师，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利时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近视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关于这段教师时光，他的好友夏丐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有一段回忆，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丰子恺的感受：
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
有这样一位认真的老师，学生们的态度当然不是出于畏惧权威，而是真心尊重。当时的场景是，“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
对于艺术的认真始终贯穿于李叔同的一生，“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是他的文艺观。
“先器识而后文艺”一句，出自《人谱》（明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翻译成现代话，大意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的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
李叔同的前半生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如果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即使后来成了弘一法师，这种态度也始终未变。
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他的人本来是不足传的。即能“人以字传”——这是一桩可耻的是，就是在家人也是很可耻的。
于书法，他提倡：
“每天练习写字，应该是将篆书、大楷、中楷、小楷四个样子，都要多多地写与练习。”
“一个字一个字都有它的来源，并不是凭空虚构的，关于一笔一画，都不能随随便便乱写的。”
“写错了字，是很可耻的——这正如学英文的人一样，不能把字母拼错一个。若拼错了字，人家怎么认识呢？写错了我们自己的汉文字，更是不可以的。”
“写字总不能随随便便。每个字的地位要很正，要不偏左不偏右，不上不下，要有一定的标准。”
于音乐，他感叹：
“吾国学琴者，大半皆娱乐的思想，无音乐的思想，此固无可讳言者也。故每日练习无定时，或偶一为之，聊以解闷，如是者，实居多数。吾闻美国人学琴者，每周仅到学校授课一时间，其余皆在家练习，每日至十时间之久，吾国人闻之，当有若何之感触?”
看到这里，我已然明白该如何向儿子、也向这一代的年轻人来传递所谓“认真”的含义了：
认真不是苦逼的斤斤计较于一时一事，不是纠结于每一个细枝末节，而是出于自己内心的判断——
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李叔同先生就是认真，一切都是“认真”二字。这不是说你欠我一本书，或是欠一笔钱，或是你应许什么没有做到等事，那种认真是很庸俗的，他在时间上一分钟都算上，已经超出优点，这是一种微妙的相应的感受，使得他对朋友、对时间、对事情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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