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给天行编拾得箐阁残韵的那段日子,我有一次写信与他,讨论我们的不同。我用了一节英语课的时间,一支一直用来打牌记帐的铅笔,一片模糊的记忆,挣扎到最候,也只写出了两句诗。 一句给他,一句给自己。给我自己的写的是:久病诗酒瘦,重伤霜月归。给他的是:寒山殁古道,贫僧自洗袍。
他收到信后并没有反驳,我已知道他定然也觉着中肯。他向来是个挑剔的人,能够沉默,多半已认可了你的想法。我也因此喜欢他这个知交。
我仿佛给他作过小传,讲述他的性情。他多少有点五四后文人的气息,言词并不锋利,却讲求凝重循理,喜欢史类小说,喜欢山水画,并且坚持着灌注兴趣自己画,时而发两幅来请我欣赏,我对这些基本上算得了一无所知,只好敷衍。好在他也并不生气,依然坚持他的认真。他常说不会做诗,我就怂恿他一起学,且不时的邀他写一些来引逗,终于确定了我们要编一个集子的考虑。 我是一个于他近乎相左的家伙,喜欢跟熟人说笑,喜欢一个人寂寞,却又绝撑不了太久,喜欢三两个人一块喝酒又厌恶成群的聚餐,喜欢看别人的书法却又自己坚持不了写字的枯躁,喜欢闲的时候有好书可以读,不闲的时候好书都不会出现在我眼前,喜欢偶尔早起的感觉却常常睡到午后,一场较量之前很在意结局处的情结,结束后却早已不萦于怀。不喜欢散文,看不下去外国小说,主修的课程也并不精通。 这就是我们两个人。我想应该算不上君子之交,因为他既请我吃过饭,也曾应我的央求动过他们图书馆里那几张地图的主意。或者如他说的,道不同,却可为谋。
两首诗,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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