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家住在运输部的院子里。
这个院子在八十年代住着近四十户人家。它的存在，是那个住房紧缺年代下，所有大型工矿企业的一种普遍现象。
院子中有三栋平房，由东到西排列，两栋平齐依着院落的围墙，另一栋对向而建紧邻单位的大食堂，大食堂边上便是运输部的办公大楼。
我们家住在大院的最西头，之所以如此，是父亲向单位特意申请的一一我们家人口多，当时分房时两间平房要住进九口人是很困难的。于是，父亲申请了这两间最西头却紧邻空地的房间，在一种默许中于边上搭建了一间睡房，还有厕所与厨房。同时与所有的住户一样，各自在门前修砌了杂物间。而这些工程所耗的材料一半自筹，一半与单位协调就地取材。至于人工，便全是父亲辛勤地付出了。
院子东头的高墙外是一座直耸的水塔，院落中间有一颗高大的梧桐树，树的周边有大块空地。
太阳每天从水塔上升起，中午直照在梧桐树上，到了晚间，从我家边上那块空地落下。
那个年代，工资水平不高，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许多物资还是紧缺且需要调控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一大家子要生活得尽可能的好，便只有自己努力去创造了。
于是，父亲将边上那块满是砖瓦石砾的土地整理出来，分割成大小十几块菜地，按季节的不同种上各种蔬菜。这样，我们家在那个年代也没有因缺少蔬菜而发愁。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猪肉还是要凭票购买的，而这种情况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得以改善。
我记得，夏初时，父亲将南瓜秧沿搭建的小屋种下，一个月下来，瓜藤便爬满屋顶。到了秋天，南瓜收获，多到无处可放。于是，各人床下，米缸边，杂物间都变成了贮藏之地，到了来年冬未还是有得吃的。
我的童年与少年时光都在大院中渡过，那段岁月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二件事。
一是我家房后围墙下的铁路。铁路离我家的窗口总共也不过十米左右的距离。这条路上的火车来往很有规律：早六点，下午五点，有时也有些例外。
最初的一年，我从老家搬来很有些不适应，轰隆隆、轰隆隆在我童年的梦境中碾过。但时间久了这种状况也就适应了。到后来读书，它反到成了提醒我早起的闹钟，如果某一天没有听见那火车驶过的声音便仿似灵魂中缺少了什么？只到如今，午夜梦回的时候，那火车碾过轨道的声音依然清晰。
第二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便是爬到办公楼的顶上躲迷藏。运输部的办公大楼是个院中院，可我们这群孩子总有办法爬进去并上到它的顶部。二层楼的房子，四周环一圈高大的梧桐树，树的枝杈横伸到屋顶，在上面偶尔还有鸟窝。掏鸟蛋，打弹弓，扮鬼吓人，躲迷藏便成了那时最快乐的事一一简单而有趣，也混不觉高处的危险，只是努力不让身体靠近那边边角角。
简单无忧的童年生活便这样与大院的存在而融为一体。
在时光中，娱乐形式随着物质条件，各人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八十年代中期，院子里有了第一台彩电，于是更广的精神需求便借此萌发。当天气晴好，夜色降临，三三两两的人便围在那户人家门口，吆喝着主人将电视机搬出来。当电视机摆好，各家便有人拿着凳椅将四周围满。
那时的节目形式与内容都很单一，娱乐的元素大都泊自港台与国外，我们的节目无非是新闻联播和一些政事性报道。如果遇到重大体育比赛的直播，那是整个院子里的一大盛事。可即便如此，各台到了零点以后便都没有节目了。
那个年代，电视信号很不稳定，让观众经常不能酣畅地观看。为了很好的接受信号，在第一台，第二台至后来的各家各户都拥有了电视机之后便出现了一个与看电视关联的时代记忆一一房顶上林立的各式各样的天线。
娱乐有了，住房也暂时安定了，那日常的生火做饭、取暖烧水的问题也是要解决的，这便形成了那个年代又一种特有的记忆一一打藕煤。
待到天气晴朗，各家各户寻块空地，从煤厂拉来散煤，将煤按比例和上些粘土和水，搅伴均匀后用模具开始打藕煤。藕煤块便这样整齐的排列在空地上直到晾干，然后各家人再收回自己的杂物间。
老一辈的人（包括我的父母），他们都是生活中的一把好手，从打煤，种菜，修理家具电器，到砌房装修样样都会。这便是他们异于我们的地方，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现状，而企业和员工在这当中承载着历史变迁的重担。
时间向前，历史的轨迹也在不断发展 变化。随着我国经济条件的改善，湘钢的职工副利也随之向好。原本共处一院的邻居们，相继在分到福利房后搬走了。我们家也在九十年代初分到了一套福利房，但由于面积小便依然保留了大院里的房子。
后来，两个兄长结了婚，搬走了；之后我也结婚从那院中搬出。房屋便空余出来，也没有人再住进去。
之后，大院被夷为平地，另作他用。正如湘钢厂区内诸多临时居住点，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这段记忆已成为我生命中隽永的篇章，它随着湘钢的变化，国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深深地烙印在我灵魂的深处，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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