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下的胶东小镇、厂区大院一般的婚宴现场、晃动在眼前的那些陌生又粗糙的面孔……对于去年五一假期在小镇上度过的一天，大鹏必须非常努力才勉强记起模糊的画面。在那个他人生中第一次，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抵达的小镇，他很不在状态地当了一天新郎。
西装是旧的，棕色皮鞋是上一个双 11 买的，这一身不太上心的行头，跟新娘的淘宝款红色长毛衣恰当地匹配。说是婚礼，其实是大鹏和新娘彭燕在老家的答谢宴，仪式统统略过，亲友们聚在一起吃一顿便罢。大鹏头一次见识山东乡下的婚席，十几张罩着白色塑料桌布的木头方桌上，旧不锈钢盘子里盛满鱼虾蟹、鲍鱼和海参，“只用筷子，没有碗碟。”
坐在上桌的大鹏小心地陪着长辈们一整杯一整杯地干掉烈酒，很少沾酒的他很快就醉了。亲戚们私底下流露出遗憾：新姑爷既不善言辞又不胜酒力。彭燕一家早就搬到青岛城里，她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与祖辈的亲友早就生分了。
她只是忘不了有一幕：乡亲们一看到新郎新娘过来敬酒，忙不迭地讪笑着离席躲开，弄得场面有些尴尬。“难道被识破了？”一度，两人开始紧张起来。
晚上，新婚小夫妻坚持住在镇上的旅店里，但是第一次只开了一个标间。即便举办了婚礼，领了结婚证，他们明白，这不是真的生活，这是为了真的生活而进行的一场仓皇的演出——大鹏和彭燕从未同床共枕，他们是有名无实的夫妻，是一对互相合作的同性恋者。
大鹏和他真正的伴侣张杰，彭燕和她的伴侣晓琳，一对男同志和一对女同志，交叉组合成两对名义上的小夫妻，他们不同寻常的婚姻形式——互助合作形式婚姻（简称“形婚”），支撑了他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底气。
过去一年，两对形婚组合在每个人的老家都举办了婚礼。由家人安排，尽量简化，他们如同客串演员，进入角色，服从安排。婚礼产生的各项花费各自承担，礼钱分配账目明晰。比如大鹏家里给彭燕的一万零一元改口费，彭燕立马返还了，大鹏也是同理。
一回到上海，四个人的关系马上拉开了距离，回归普通朋友。大鹏和张杰当然不会穿上西装，彭燕的那件红毛衣也不再出现，她喜欢冷色调，习惯裤装搭配板鞋，乍一看像个小男生，与“淑女”晓玲外形上很般配。
1997年新版《刑法》删除流氓罪，标志同性恋去罪化。然而直到2001年，同性恋被《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剔除之前，一直被认定为是一种精神病。为了掩盖自己的性倾向，大量同性恋选择形婚。这层面具，一旦戴上，就难以取下。
一
我第一次采访四人组时，他们正在商讨婚后第一个春节的行程，争论得不可开交。“你知道，春节，永恒的麻烦”，张杰笑笑。最终出炉的日程表倒是考虑得面面俱到，就是复杂得不像在休假——张杰和大鹏先去北京看望张杰的母亲，然后在除夕前赶到东北的晓琳家，彭燕将和晓琳先回到那里。大约初三，大鹏和彭燕一起回青岛探望彭燕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再和张杰、晓琳同日回到上海。
各自与家人沟通后，这个方案得以确认。对于两对假夫妻和两对真伴侣而言，这个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计划堪称完美——既能探望家人，又尽量减少与伴侣分离的时间，还可以一起去晓琳家乡的滑雪场滑雪，nice！“我们准备每年去一个人家里过年，”四年内都不用犯愁了。
来自同一座城市的张杰和大鹏是高中同学，大鹏是那种典型的草食男，憨厚朴实，说话慢声细语。张杰则更活泼，也更敏感，白皙的脸上专登蓄着一圈络腮胡，打扮得很潮。两个人说话都带着笑，大鹏是淡淡的，张杰则时不时爆笑一下。
懵懂中，两人由同学、好友进而成为非同一般的朋友。早在青春期时，大鹏就借助网络确定了“同志”的自我认同。但张杰对这样的身份是不解、排斥，甚至是反感的。他哭着对大鹏嘶吼到：“我不可能是同性恋，我只是爱你。如果不是你，我是不会爱男人的，”他恐惧这样的身份。
大学异地，两人分分合合。大二闹矛盾，他们差不多有一年没有联系。直到假期时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张杰别有用心地在 KTV 唱起陶喆的《普通朋友》，委婉示爱，两个人才和好如初。大鹏问，那首歌是不是故意唱给他听的，“就是故意唱给你听的。”张杰并不回避。
后来又闹矛盾，大鹏决定分手，并尝试与其他人交往。但大学毕业没多久，张杰突然来到上海，把大鹏带到南汇，指着一处办公楼说，“这就是我以后工作的地方。”从此之后的七年里，他们再也没提过分开。在异乡，他是他唯一的同类，他唯一的朋友、恋人、亲人。他抓住了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他们几乎是没有朋友的。高中同学许久不联系了，是特意避开的，害怕暴露特殊关系。即便回到家乡，两人再也不参加聚会，也没有邀请任何一位同学参加婚礼。在同学情谊、丰富的社交生活与守护秘密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也不愿意融入到上海多如牛毛的同性恋组织中，不参与他们的活动，不愿意身份被识别与强化。
公司的主流文化也是道无形的墙。张杰和大鹏都是工科出生，在男性主导的机械行业谋事。这个年龄段的男人们说话离不开婚恋、家庭、孩子，听得张杰如坐针毡。他不得不经常编造关于女朋友的谎言。而胆战心惊的一次次圆谎，正是他选择形婚的重要原因，因为结婚后，“那个称为老婆的女人毕竟真的存在”。不过，婚后他只带晓琳参加过一次同事聚会。
张杰在公司里算是“异类”， 喜欢穿饰有金属配饰的牛仔裤，再搭配亮色的运动鞋，“不打篮球，酷爱健身，计较体重，特别讲究健康饮食，穿着打扮也挺gay，”他自己忍不住笑起来。这些特征，简直是当今社会对男同志的标准界定。他也纳闷：稍微有一点同志雷达的人，肯定都会怀疑自己的倾向。他当然不会去试探同事，他不是那种特立独行的人。
在第一次上门采访的那天，他提前半个小时离开了家，先躲在了全家，后是健身房，就是不愿意和我打个照面。和大鹏的生活来之不易，他不愿意冒丝毫的风险。去年，两人攒够了首付买了不需要户口资质的商住房，是套两室的小跃层，干净、整洁、色调温暖，卫生间的地板上一根头发也没有。
最近，他和大鹏在健身房常遇到一个同事，他担心会被看出蹊跷，因为两人在健身房只有彼此的交流互动，不像其他人经常换健身搭子。一碰到那个同事，他会下意识地闪到一旁，装作不认识大鹏。“反应过度了，这样做反而让人生疑”，大鹏抱怨。在公司里劳心费神保护隐私的大鹏，曾被老板专门约谈，希望作为中层的他能多和下属交流，多参与私下聚会，这样才能带好团队。大鹏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发急。他是那种能少说一句话，绝不多开口的人。“说得多，暴露得多”，这是他与他人交流的原则。
快要失控的压力必须得到缓解，只能是形婚，以“已婚男性”的社会符号换来身份的安全。婚后第二天，大鹏立马把照片发在了同事群里，迫不及待宣告自己新身份。在这个以异性恋夫妻作为基本运作单元的偏见社会，他也借此兑现了自己的福利——10 天婚假。
计划中的假期仍然是四人同行，去一个远离大陆的海岛。结婚更重要的一项福利，是只有已婚的外地户籍人士才能享有的在上海购买住宅的资格。和彭燕领了结婚证后，大鹏盘算着和张杰一起在市区买一处小房子作为投资。
但婚后，同事间的话题无缝切换到孩子身上，一次聚餐中，大鹏又卡壳了，他以“丁克”为借口，“可他们连理解丁克家庭都非常困难”，他耸耸肩。主流文化中的婚育压力直逼性向压力。
二
一场假模假式的婚姻，保存了所有人的体面。
2014年，大鹏的父亲被查出癌症，一度病危。他对独生子的期待，就是早日结婚成家。大鹏和彭燕商量后，决定为了时日无多的父亲把婚礼提前。抱病出席的父亲没等到婚宴结束就因为身体不适离开了。不久后，老人病逝。大鹏的母亲也在若干年前去世，老家的心里距离越发遥远。也许残酷或不敬，但对于柜子里的同志而言，亲人的离去确实意味着少了压力。这个春节，他可以全力配合另外三个人。
在这对伴侣家中，张杰的母亲是存在感很强的角色，和儿子尤为亲近。她时不时地快递来鱼和螃蟹，探望儿子也是常事。有好几次，秘密似乎即将戳破。母亲曾经无意中撞到儿子亲密地与大鹏依偎，但并未询问半句。大鹏则认为，不是不点破，而是上一辈的人对同性恋完全没有概念，“以前我们租一间小房子，他妈妈来了我们得打地铺，后来就想换一个两室的房子，他妈妈还嫌房租贵，居然让我们合住一个房间。”他举例。
婚前，张杰曾试探母亲，“如果结婚让我很不快乐，你还希望我结婚吗？”母亲并不接招，打起了太极，“以后你就知道我是对你好了，婚后有个伴多好。”他也好几次想要捅破这层窗户纸，“但我们的冲动有母亲的爱来包容，但母亲呢？指望她怎么向别人解释？”大鹏想得很透彻：这张网不仅笼罩着自己，也笼罩着父母。一场形式婚姻，用来稀释这透不过气的闷。
有专门的平台来解决这类不为大众所知的庞大需求，有些当然是要收费的。
林海是一个在广西从事 IT 行业的白领。2005 年，他的一位朋友因为工伤丧失了性功能。他创办了无性婚姻网，希望帮助到更多像他朋友一样抑郁的人。后来，他发现网站上注册的同性恋会员越来越多，以致平台与原有的设想发生了冲突。他又创办了专门服务于同性恋人群的形式婚姻网 ，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万会员，迄今已有大概五万对实现了“形婚”。
2010 年，张杰与大鹏注册了形婚网，开始寻找对象。条件是：婚后不要小孩；像朋友一样相处，彼此理解配合；不能是上海本地人，家人不能住得太近。如果形象女性化一点，那就再好不过了。
他们筛选和联系过很多女同，有的见面后就不了了之了，有的聊得不错，但发现在原则问题上有矛盾后就放弃了，比如孩子。直到 2014 年，他们认识了晓琳和彭燕，这对女性伴侣同居三年，生活稳定。初次见面，他们就觉得两个女孩坦诚，且无城府。她们独立生活多年，与家人的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四个人怀着强烈而一致的愿景，认定可以合作，结婚也就提上了日程。
2016年国庆假期，张杰和晓琳在晓琳老家举办了婚礼。回想起那场婚礼，大鹏记得最清楚的是自己不太得体的衣着——他原本并非伴郎的人选，只带了便装回东北出席婚礼，后来仓促上阵做伴郎，只好穿上张杰老丈人的一套西装。
依据相貌和身高的匹配度，张杰与晓琳、大鹏和彭燕分别组合在一起。彭燕个子太高，外形又相对中性，只能与身高一米八、外形更硬朗的大鹏配对。这也是形婚中常见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魏伟近年来专注于同志伴侣家庭研究，他发现，形婚的同志甚至比异性恋更注重男女双方外形上的般配或者说平衡。可以想象，外表男性化的女同或者比较“娘”的男同在形婚群体中的际遇。
2015年，两对形婚组合回老家拜访家人。接下来就是一系列婚礼，大鹏的婚礼在猴年春节期间举办。2016年十一假期，轮到张杰和晓琳在晓琳家乡举办婚礼。婚礼前一晚，他们俩在司仪的指导下排练，大鹏和彭燕陪在一旁。司仪建议张杰和晓琳回忆一件两人之间的浪漫小事，好用作婚礼当天的开场白。可想而知，“死活没想出来”。次日，现场有人起哄让新郎新娘亲热一下，他们应付地拥抱了一下，“一看就很假”，大鹏心里发笑。
因为父母离异，张杰在老家办了两场婚礼，父母两边各一场，同样波澜不惊。没那么热烈，没什么高潮，也没有遭遇尴尬，有点不符合人们对一场东北婚礼的想象。刻板而拘谨的仪式，加上长期在外工作生活的年轻人与故乡亲友的疏离，恰好为一对假凤虚凰提供了蒙混过关的空间。
从黑龙江到山东，再到吉林，四个人齐心协力，登台表演。回到上海，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张杰和大鹏每周健身三四次，分工照顾已经 10 岁的京巴蛋蛋。偶尔学做烘焙，周末看场电影。
三
在公众甚至是其他同志眼中，形婚的同志是保守而隐秘的人群，他们在家人、同事、同学、朋友面前煞费苦心甚至有些不计成本地伪装成异性恋，他们的生活被解读为“一个谎言连着一个谎言”，最后却往往因为再也无法圆谎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被普及形婚和骗婚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基于坦诚的互帮互助，结婚对象都是同性恋者；而后者有欺瞒性质，一般是同性恋和非同性恋间的结合，孩子是婚姻的主要目的。就在2017年的第一个月，重庆一位同妻在发现了丈夫的性向后跳楼了，这是骗婚的典型悲剧。
但形婚者自认是坦诚的，他们选择形婚正是因为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人。可代价是终身的，这是一场永不停止的演出。
不久前，晓琳和彭燕在张杰和大鹏家附近买了房子，更方便彼此配合应对。但如果父母真的突击上门，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一对小夫妻假寐的铁证。“我们家完全没有女人的衣服和用品，”大鹏开始察觉到表演的荒诞。
张杰的母亲也问过他小孩的问题。张杰已经打过无数腹稿：“目前职业上升期，还不会考虑小孩的问题”。晓琳的母亲也催问，但后来也就不再追问了。日子久了，这个问题终究会被再一次提出来，“以后是不是要说自己有生理问题生不了孩子？”大鹏似笑非笑。这个时代的辅助医疗技术已经足够发达，对孩子的追问显然无法轻易终结。
形婚带来“巨大”的便利，也暗藏巨大的风险。无夫妻之实，但法律却认可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婚后的大鹏想要买房，但房产的权益归属至少是个程序上的麻烦。目前，大鹏对这场形婚的前景是乐观的，他把人生押在了晓琳和彭燕的人品上，“走一步看一步吧”，既然下注了，就要相信运气。
台北知名同志书店晶晶书店的创办人赖正哲，在北京开了一家咖啡馆。来北京前，他并不知道男女同志还有形婚这回事。在北京住久了后，他也开始理解这种“保卫生活”的牺牲。
“我把形婚当作是在玩狼人杀游戏。”张杰打了个比方，“当我抽到狼人角色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洗脑我就是良民而不是狼人，然后就扮得很像。”他停顿了一下，“但是我不喜欢狼人杀，我不喜欢谎言，我觉得骗人很累。每次拿到良民角色，我都会长舒一口气。”一阵沉默。“既然这么辛苦，有一天会放弃这出戏吗？”我追问。
“我做一切决定的前提是我和大鹏的正常生活，那是底线。”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