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光看来，“才胜德”是智伯身死族灭的根源所在，也由此引出了一段才德之辩。
1、司马光的才德之辩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你有才能，别人认为你贤明；你有道德，别人同样认为你贤明。但把才与德等同视之，则会有识人之误判。把才与德区分开来，相辅相成，才能成就最佳的识人、取人之道。
才指的是什么？聪明、明察、坚毅、果敢。德指的是什么？正直、公道、平和待人。当然，司马光不可能把德与才限制于此，这应该更多是一种泛指。做一个不严格区分的话，才是成事之道，德是为人之道。如此而言的话，才与德的关系也就成了成事与做人的关系。
司马光据此把人分为四类：德才兼备的圣人，才德兼亡的愚人，德胜于才的君子和才胜于德的小人。那对于这四种人，该如何取舍呢？司马光给了一个标准：圣人是上上之选，君子次之，宁采愚人，不用小人。
2、司马光：用人德为先不是我首创
司马光认同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有才无德的人会带来莫大的危害，主政一国则乱其国，秉持一家则败其家。一定程度上，这种用人标准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可是咱们得说一下，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可不是司马光的首创。这一用人标准甚至有着长久的传承。管仲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齐桓公询问管仲：易牙、开方、竖刁三人谁可继任相国之位？管仲表示这仨货哪个也不行，这仨货的做人底线已经变得深不可测了。只可惜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之言，致使三人专权。
孔子同样认同以德为先的做法。“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的正是道德的重要意义。一个有道德的人，即便身居高位，手握权柄，也很少出现犯上作乱的情形。作为儒家传人的孟子也秉承这个观点。譬如，孟子认为逢蒙学艺于羿，最后却射杀了羿，其实羿也是有过错的，而其过错就在于向逢蒙传授箭艺却没有端正其品德。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是有劝谏之意的。他秉承“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宗旨，希望“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所以说，以德为先、是符合《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的。
3、以德为先：可借鉴不可照搬
以德为先是前人纵观历史兴衰之下得出的结论，时至今日，对我们而言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居上位者，人品高洁，可以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也能保证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即使无法使家国走向更大的繁荣，但也不会轻易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也是“道德为先”的模式历来受人所推崇的一大原因。
乱世明相谢安在选人用人时同样首重德行，也正是谢安保全了东晋。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自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局限性。故此，此种选人标准可借鉴而不可照搬。
举个栗子：吴起。吴起散财以谋官，母死而不归，杀妻以求将。这样一个人，在道德层面可谓劣迹斑斑，按照上述的德才论是不可任用的。然而也正是吴起，凭借一身军事本领在战国大放异彩：在魏则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由此可见，才胜德之人不可任用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要成就一番事业，光靠德行是不够的。德才兼备的人毕竟是少数，在择人用人时，把才和德更加变通地看待，或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最后，放一篇曹操的《举贤勿拘品行令》来欣赏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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