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历史【下】
宗教节日已经变成了假期。
戏院即使是在周日也会满座，而教堂即使是在周日也有一半座位是空的。
在盎格鲁-撒克逊家族中，宗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和保护色。
在美国的天主教家庭中，这种风气也很盛行。
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中，宗教是“女性的第二性征”。无数迹象表明，基督教正在走向古希腊宗教衰落的老路，古希腊宗教的衰亡就是紧随智者和希腊启蒙运动发生的。
天主教得以生存的原因在于，它勾起了人们的幻想、希望和情感:它的神话安慰穷人的生活，并照亮了他们的希望;以及因禁止堕胎而导致的高生育率，使它的信徒逐步收回了因宗教改革而失去的地盘。
天主教失去了知识阶层的依附，并且由于和世俗教育与文学的接触，信徒也日渐不守教规。
但是，天主教得到了两种人的皈依，一种人是对理性的不确定性感到苦恼，另一种人是希望借助教会之力，来压制内部的混乱，以及抵制共产主义的浪潮。
如果再有一场战争摧毁西方文明，毁灭城市，蔓延贫穷，让科学名誉扫地，就像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份。)一样，教会就会变成劫后余生的人们唯一的希望和指引。
历史的一个教训就是，宗教具有多次生命，有复活的传统。
在过去，上帝和宗教死而复生太常见了!
埃赫那吞(Ikhnaton)用尽法老的全部力量，消除了对阿蒙神(Amon)的崇拜，但在埃赫那吞死后一年，对阿蒙神的崇拜又恢复了。
在释迦牟尼(Buddhism)年轻的时候，无神论风行于印度，于是他创立了一个无神的宗教，但当他涅槃后，佛教发展成一个包括诸神、圣哲和地狱的复杂神学理论。
哲学、科学和教育将希腊的万神殿扫荡一空，但是这种真空状态吸引了成堆的东方信仰，使复活的神话更加丰富。
1793年，赫伯特(Hébert)和肖梅特(Chaumette)错误地理解了伏尔泰的思想，在巴黎建立了无神论的崇拜会，只信仰理性女神(Goddeseof Reason);一年之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在担心混乱的同时，又得到了卢梭(Rousseau)的启发，建立起了对“万物主宰”(Supreme Being)的崇拜;1801年，精通历史的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签署了协约，准许天主教会在法国恢复活动。
在维多利亚女王与基督教的妥协下，英国十八世纪的非宗教化政策消失了:在教会默许附属于政府，以及教区牧师要谦单地为乡绅服务之后，政府同意支持圣公会，受过教育的各阶层人士也压抑起自己的怀疑主义。
19世纪的美国，开国元助们的理性主义也让位给了宗教复兴。
清教主义和异教主义，即情感和欲望的压抑与表达，在历史上相互作用，交互出现。一般来说，宗教和异教主义盛行之时，就是法律很无力,而需要道德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重担的时候。
怀疑主义和异教主义(其他因素是一样的)挺进时，就是法律权威兴起之时,只要不危害国家的根本稳定,政府就会听任教会、家庭、道德衰落。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的力量与上述好些力量结合在一起，放任信仰和道德，并允许异教主义恢复其自然的影响力。
也许我们的过激行为会带来另一种反应，道德失序可能会产生宗教复兴，无神论者也许会再次(就像法国在 1870年惨败后)把孩子送到天主教学校，培养他们的宗教信仰。让我们来聆听一下不可知论者勒南(Renan)在1866年的呼吁:
让我们来享受作为上帝子民的自由，但我们也要小心，免得一旦基督教教义走向无力时，我们会变成道德沦丧的帮凶、危害社会的帮凶。如果没有了宗教，我们该怎么办?...如果理性主义要统治世界，却不考虑灵魂对宗教的需求，那么，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历史是否证明了勒南的结论，即宗教对道德而言是必需品-——自然的伦理力量太过脆弱，以至于不能抵抗那些潜藏在文明之中、展现在我们的梦境、犯罪行为与战争中的野蛮?
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Maistre)说:“我不知道一个流氓的心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一个诚实人的心里有什么;它很可怕。”
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历史中，还找不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表明，在没有宗教的帮助下，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也能成功地维持。
法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使他们的政府脱离了教会，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宗教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给予帮助。只有少数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不仅已经与宗教脱离关系，并且还拒绝其援助。
或许，这个实验在俄罗斯取得了明显而暂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暂时将共产主义当成了人民的宗教，它取代了教会，成为了安慰与希望的供应者。
如果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消灭民众的相对贫穷，这个新的宗教就将失去它的狂热和效果，国家也许就会默许恢复超自然的信仰，以此来缓和不满。“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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